东方之旅 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这是世界历史伟大的交汇之一：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传教士在近代首次直面中国文化。柏理安探索了这一“东方之旅”，他重新回溯了从葡萄牙航行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走过的道路。这些传教士们相信，仅仅凭着坚定的信念和神的帮助，他们就能将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此书以将耶稣会传教士视为文化使者的视角，展示了这些欧洲传教士当初是如何付出极大的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思想，从而将罗马天主教翻译到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并*终俘获基督徒的。这部关于自1579年到基督教被禁止的1724年间耶稣会传教活动的首部叙事史，也是首先使用在里斯本和罗马发现的大量相关文献的一部作品。这个故事跨越几个大陆并穿越几个世纪，揭示出真正的东西方早期碰撞中政治、文化、科学、语言学及宗教因素交织的复杂性。

前言1
绪论1
上编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历史23
第一章来之不易的据点25
打开大门:1579—159427
文人形象:1595—160040
天国教室:1601—160749
第二章在巨大的阴影下57
保护力量:1608—161258
“撒旦大臣”:1612—161863
中国副省:1619—162371
新的时代:1623—163379
第三章见证梦魇的过程96
农村巡回:1633—164097
困难重重:1637—1640102
审判预演:1641—1650113
重建废墟:1651—1663119
第四章成功的艰难133
烦恼不断:1664—1670134
夹缝生存:1671—1687145
神父子民:1672—1690151
对手到来:1680—1692161
第五章宽容与不宽容175
日本阴影:1691—1693176
中途夭折:1693—1704180
可怕,可耻:1700—1704192
残酷灾难:1704—1709199
冲突,回应:1710—1724207
秘密传教:1724年以后214
下编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建设221
第六章使徒的培养223
耶稣会学院的学习227
远东传教的技能233
渴望成为中国人243
苦难的航程252
第七章汉语的学习263
汉语的奥妙265
异常勤奋270
副省《教育章程》275
儒家之道282
《中国智慧》287
“专享简便的方法”297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东方之旅
第八章传教事业305
远西的圣人们309
面对本土宗教315
“传教时的事”322
“识破谎言”329
塑造教徒身份336
“中国新教堂”345
第九章一种好的方法和组织350
“联谊会的用处”353
圣会的兄弟姐妹362
教化天使369
“王国传道员”373
授权皈依者381
全体圣会385
第十章苦修会和慈善会的教徒391
起草规则395
“神圣的嫉妒”399
“如此庄重与镇定”407
团体敬虔全面展开412
等待圣母的恩赐416
物质与精神布施420
热情的苦修423
虔诚的传播427
结语430
多样性中的统一434
统一中的多样性444
译后记450

     第一章 来之不易的据点 自方济各·沙勿略1549年到达东亚此后的30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希望在晚明中国建立一个传教区，却总是徒劳无功。1579年，经过策略调整，耶稣会的几位传教士吸引了广东几位有影响力的官员。这两拨人之间的友谊，最终使得耶稣会士可以像每年遍布珠江三角洲、来参加广州交易会的商人一样进入中国，而且还被应允留驻中国——这是其他外国使者不曾享有的待涡。 进入中国内陆的前面几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先锋们通过树立博学多识的形象、强化精神苦修逐渐与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有所接触，并交流对话。随后，他们赢得了声誉，这使他们有可能把更多传教士从澳门召进中国本土。早期的入华传教士主要致力于学习汉语和考察当地习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巩固了社交圈，并把一些东道主转化为天主教徒。虽然，他们最初尝试披上佛家的袈裟，以僧侣的身份出现，但最终他们采纳的是本土当权者——中国官员的服饰以及价值观。通过树立起一个带着中国文化特色的新形象，耶稣会士赢得了晚明中国一批精英群体的认可。他们把这种认可视为其传教工作的必要前提。 早期耶稣会士的传教热情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的传教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中国传教团的第一个基础是中国社会对他们公众形象的接受，而不是成功转化几个天主教徒那么简单。尽管吸引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他们却没能皈依几个坚定的中国天主教徒。而且，尽管耶稣会士花了大量的时间拍中国文人的马屁，他们向老百姓传播天主教的效果却比向精英群体传教的效果更加显著。当然，经过20年的努力，他们博学的名声还是使他们能够在南京、北京等四个城市里定居下来。渐渐地，耶稣会士的首批基督教社区在这些城市里形成了，他们的传教事业已深深扎根于这几个城市，初具抵挡逆境风暴的力量。 打开大门：1579—1594 根据耶稣会的相关记载，建立中国传教团是方济各·沙勿略的遗愿。1549年，这位东方使徒在首次经过中国前往日本九州时就意识到为了便于在东亚的其他地方传播天主教，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据点。然而，他采取行动的机会极其有限，要知道，他和所有的后继者在交通和政治合法性上都是受限于他人的。他可选的机会也受制于葡萄牙在亚洲近海贸易的频率和葡萄牙国王代表的意图。到了1551年，方济各·沙勿略决定越过葡萄牙在华南沿岸岛屿上的临时贸易中转港进入中国。在被扣留在广州的商人人质的建议和帮助下，他混进了葡萄牙印度总督府派往明王朝的大使随从团。 不幸的是，方济各·沙勿略这次进入中国的尝试也失败了。他所在的大使团被马六甲的海军上将阿尔瓦罗·德·阿泰德(Alvaro deAtaide)，即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儿子解散了。但是，方济各·沙勿略没有放弃努力，1552年他独自向着中国海岸进发了，因为他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愿意帮他偷渡到中国内陆的商人。他到达上川岛——一个离珠江口不远的露出地面的岩层岛，那位把他载到此地的葡萄牙人丢下他不管，在贸易会结束的时候启航回国了。同样地，因为害怕触犯禁止外国人人境的中国法律，所有的中国商人都返回了中国。当时的这条律法旨在遏制在中国沿海猖獗横行的海盗。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中，方济各·沙勿略在1552年12月3日凌晨去世了。 在他最后一封信中，他提及前往中国的伟大愿望。谈到这一点时，他声称，撒旦(Satan)都对耶稣会士在中国开设传教团的前景“惊慌不已”。这位巴斯克神父和他的后继者在随后的三十年中进驻中国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似乎证明了他的这一论断。第一位到达广州沿海的后继者是方济各·沙勿略以前的同事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1520—1571)，他从马六甲一位葡萄牙商人那里了解了关于大明王朝的一些信息。在写给欧洲的耶稣会教友的信中，他描述了中国城市的富有、商业的密集、官方统治者的公正以及明朝皇帝的无所不能。简而言之，巴莱多在报告中描述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其文明结构类似于甚至超过了他们欧洲同仁传教活动所需要的理想状况。 然而，方济各·沙勿略的这位继任者运气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在冒险走过方济各·沙勿略的葬身之地后，巴莱多在1555年随一位葡萄牙贸易大使航行到广州，在那里停留了十个月。在每年两次的贸易会结束后．他不得不跟随他的同胞离开了中国。广州的政府官员严格执行明朝律法，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居住，他们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使巴莱多大为沮丧。巴莱多和他的教友只好转向了日本。他们的这一选择是明智的，这在16世纪60年代末得到了证实。当时，传教士黎伯腊(Juan BautistaRiberla，1525—1594)再一次计划在贸易会结束后驻留广州，但再次以同样的原因搁浅。 …… P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