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风云儿女电影摄制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纪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长的见证者，城市血脉中流淌着红色基因。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作协联合邀请有名报告文学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创作一部聚焦反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十二年（1921—1932）历程并联系当代上海发展的长篇报告文学《起点》。上海作协还组织了程小莹、陈晨、王萌萌、吴越、吴海勇、杨秀丽等一批有创作热情和能力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一系列反映上海“红色起点”主题，体现党的诞生地意识的系列纪实文学。

吴海勇，1970年生，文学博士，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参与编撰党史集体成果十数本，发表个人署名论文、文章逾 200篇。个人著述出版主要有《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时为公务员的鲁迅》《枭声或曰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决绝态度》《Long之炫奇：百年世博的中国表情》《列兵：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生活》《“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等。

前奏：电影儿女的风云创作
第一章 聂耳：想进电影界的音乐人
九一八疆耗传来
“班主”，《义勇军进行曲》
义演、练琴、电影梦，脑里的搏战
一？二八淞沪激战，险情
解约“联华”，寻找出路
“应当努力一点才对，不要落伍！”
“黑天使问题”扩大起来
在北平，“赶快决定走哪条路”
联华影业新作为
第二章 田汉： 从银色的梦里醒转来
银色之梦
南国艺术学院的兴衰
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
《乱钟》《扫射》，革命的民族战争
左翼电影运动第一燕
“应努力干起来”
捣毁艺华公司事件前后
凤凰新生，风云创作
第三章 司徒慧敏： “电通”第一片到第二片
“电影小组”年轻的“老同志”
协助研发“三友式”电影录音机
电通公司华丽转身
“电通”涉险“桃李劫”
摄制电通公司第二片
“起来”来了
第四章 夏衍：接手《风云儿女》剧本创作
端的，领先
中华艺大、艺术剧社与电影前缘
劳勃生路，不能遗忘的印象
进入明星公司之后 171二一.九大逮捕前后
编撰《风云儿女》一剧之本
选定《风云儿女》电影导演
确定聂耳作曲
第五章 许幸之、吴印成、张云乔老同学新合作
学画学诗，大革命洪波
日本一上海，一路向左
通往左翼电影阵营之路
《风云儿女》分镜头，执导开拍
“前进！前进！进！”
共创“铁蹄下的歌女”
假定没有告别
实现了一个幼年的梦
摄影师的艺术追求
美工师的奇遇
第六章 袁牧之、 王人美、顾梦鹤、谈瑛、王桂林、陆露明：《风云儿女》主要演员
“左边还再高一点”
新凤的更生
“唐璜”重展才艺
“黑眼圈女郎”新魅惑
“苦老头子”再沧桑
丽明，露明
第七章 孙师毅、 任光、盛家伦、郑君里、金山、施超等：为了主题歌
幕后英雄孙师毅
“味道”先生任光
美少年男中音盛家伦
“新进男星”郑君里
金山成为“反派”前
“银坛小生”施超的上进
唱片灌制、最后镜头的拍摄
尾声：《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传唱开来
煞尾
附录：《风云儿女》创作团队一览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聂耳：想进电影界的音乐人
     九一八噩耗传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天，聂耳接到联华影业公司通知，明天要乐师穿礼服拍戏。这是续拍前些天就参与开拍的影片《银汉双星》的一幕，那年聂耳19岁。
     因被同一共青团小组里的叛徒出卖，刚刚毕业、原本有望在玉溪做县督学或在县中教书的聂耳（聂耳《致二哥[聂子明]》，1930年6月19日），紧急避险来沪，至此已经一年有余。通过三哥的关系，聂耳1930年7月18日到沪，即投奔云丰申庄（薛振青、张仓荣《回忆聂耳[摘录]》，《聂耳年谱（增订稿）》），在虹口公平路同春里（今公平路185弄86号2楼）栖身。两天后，他拿着三哥给的介绍信，照上面的地址四处求职。英语专业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在湖南、广东当过数月的兵，曾考进欧阳予倩在广东主持的戏剧研究所，有些表演小天赋，向往音乐、文学，如此种种，在上海找工作并不容易，留洋博士还失业呢！整整十天一大圈兜下来，还是回同春里做云丰申庄的店员。起初没有工资，不久改为“驻申稽查员”，开始有每月15元的津贴。
     “云丰”做的是由滇汇款到沪，购买“大联珠”运滇销售的生意。从精华工厂提货、包装、付邮、打电报，忙时忙，闲时闲，聂耳此外还要兼任记账、打扫、买菜等杂务。所住是市井陋巷，苍蝇，蚊子，臭虫，肮脏的被窝，几个人挤通铺，遇到他们打麻将聂耳就设法躲开。邻居有经常酗酒打老婆的白俄，还有能讲英语、日语及多地方言却不会写字的轮船火头。晨起，但见黄包车、巡捕、老虎灶、马桶，西牢的洋岗警，推小车，小红灯，提着饭盒上早班的工人，工厂的烟囱，轮船的烟囱，汽车、洋房……（聂耳日记，1930年12月4日）
     聂耳没有忘怀政治，何况上海那时正是进步人士向往的革命中心。八一世界反帝战争日，又是南昌起义3周年纪念日，聂耳正忙，但还是特别留意警察“严怖”的街面，看到第二天上海报纸，这才知道“原来昨天的事”“依然大肆活动”（1930年8月2日）。惦念着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日，聂耳午后到英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南京路、跑马场、北四川路一带转悠，但见华洋巡捕密布，眼光闪着凶神恶煞，那天飞行集会没能实现。就在初到上海的日子里，聂耳回顾了既往经历，思想有了新的进步。他抽空整理了自己的所谓年谱：1912年2月生人，4岁丧父，兄三姐二，靠父亲留下的药材铺勉强维持生活，6岁上玉溪县立师范的附属小学，10岁入私立求实小学读高小，演新剧，音乐已成全校之冠，13岁进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15岁进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军，复学，等等（10月19日）。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他心领神会：“现在的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明确自己今后不再作个人呻吟，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10月19日）“由于该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之特性，产生了依附于该社会经济基础之特殊的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理论等，”《读书月刊》上的格言也被他认真地抄写在日记本上，“而这意识形态――思想、学说、理论等，恰恰足以解决了当时代的社会问题。”（11月10日）通过郑雨笙（郑易里），聂耳11月和虹口的反帝大同盟联系上了。聂耳之所以尊称郑为七叔，是因为自己的三哥与他的侄女订婚，其实二人相差不过5岁。郑雨笙是中共党员，是中国组织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对聂耳在沪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呵护作用。据郑回忆，有一次，聂耳身穿一件蓝布大褂，参加了南京路的示威游行（郑易里《回忆聂耳二三事》）。
     跨入1931年，2月9日聂耳迎来他到沪以来的第一场雪。用冻僵的手画出“一个赤热小心”，那天正是心中所爱袁春晖的生日。继续英文修炼，并补习日文，重读丰子恺《音乐入门》，因而注重小提琴的基本练习，买一本口琴吹奏法搞定口琴，转又研究摄影术。轧马路，逛“大世界”，游龙华，会同乡，偶尔无聊到在买菜时跟踪年轻女子，他在日记中称此为“追小白兔”并加追悔（1931年2月20日）。这种闲适日子不会长久，云丰申庄主要是靠邮局的一个股东将高额的特种消费税瞒过以营利，聂耳察觉后就不看好它（聂耳《致二哥[聂子明]》，1931年2月13日），再说环境也不能让他满意。3月3日，他曾报考国际无线电台打字员，到场不由得慨叹“在上海谋职业之不易”。16天后，“青天自日中突来一个霹雳”，“云丰”商号逃税事在昆明被查获，并处于高额罚款，本店连同申庄一同倒闭，店员做不成了，一时衣食无着（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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