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渔阳里

本书是上海市哲社三大系列课题《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最终成果，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瑊撰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学术著作。本书紧扣“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的主题，通过对1920年代初渔阳里街区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人物、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层、分类、分时段的考察和研究，全面系统地从一个城市街区聚落的角度来观照中共创建史；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世界局势变化、近代中国变迁的互动关系；考察中共创建人物的群体特征和政治理念；研究“渔阳里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李瑊，山东蓬莱人。199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上海大学社科学院任教。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海历史文化、宁波商人群体的研究，著有《上海的宁波人》《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先行者叶澄衷》《宁波旅沪同乡会百年纪》《近代上海甬商名人实录》《“培罗蒙先生”戴祖贻》等著作，主编《宁波人在上海》系列丛书，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

导言 初心可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应和时代吁求奋力去除沉疴
寻觅思想武器确定理想信仰
成立新型政党推动社会革命
第一章 渔阳里：城市空间的审视
一 “渔阳里”研究的现状
二 关于“渔阳里”的叙述
三 渔阳里研究的深化路径
第二章 城市空间与政党创建
一 渔阳里城市空间的自然形态
二 渔阳里城市空间的社会形态
三 石库门建筑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形塑
余论
第三章 渔阳里与建党伟业36一为中共
一 大前的中国共产党正名
二 为筹建新型政党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三 “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
第四章 “渔阳里”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 传媒时空的转变：从北京重返上海
二 传播途径和方式：办报译介论辩
三 星火此间著：“渔阳里”时期理论宣传的作用
余论
第五章 渔阳里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起源
一 渔阳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二 渔阳里与早期工人运动的理论宣传
三 渔阳里与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
余论
第六章 渔阳里与中国青年运动的发端、
一 渔阳里：青年团组织在此创建
二 青年团的人员构成与组织形态
三 开启新的人生道路：青年团的活动与特点
余论
第七章 渔阳里时期的陈独秀
一 “思想界的明星”在渔阳里
二 “渔阳里”时期陈独秀交往述论
三 “主义”话语与政治宣示：《谈政治》论析
余论
第八章 渔阳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初创
一 首创、开先与引领：渔阳里的建党活动
二 发源地：建党首功与精神谱系的开篇书写
余论：这里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附录 50年代初期对于老渔阳里2号之开发与保护的历史考察
后记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此后政局动荡、军阀争斗，使中国社会处于靠前的乱局之中，也使许多仁人志士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彷徨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民初共和政治的挫败与世界格局的巨变，加之社会主义世界新潮流的影响，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选择了最激进的变革之路。对此，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共同的感知，陈独秀曾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①原载《解放日报·上观》2019年9月10日。因系报刊文章，未加注释，相关引文在后文中呈现。辛亥元老林伯渠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也这样认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近代中国整合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与追寻“世界大同”的“新文明”目标，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陈独秀、等人的成长年代，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的世事多艰之际。虽然他们因成长环境、个人际遇、教育背景的不同，对于时局的感受也各异，但其总的思想动力，多源于国人普遍痛觉的危亡意识；而且陈、李等人也是富有新知、学有专精，集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具有强烈的文化社会革新意识的新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当时“最优选的一股革命力量”，他们感时忧国、敏于时艰，有着相近的现实关怀和共同的政治趋向，成为沉沉黑夜中唤醒世人、力除沉疴、首播“火种”的先驱。寻觅思想武器确定理想信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清末的思想潜流，到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种思潮显流，因应着知识群英思想演变的“革命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次抗争的失败，都是因为没有一个优选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因此在20世纪初探索救国之道时，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现在“至急”的需要，就是要“建立一个比较适合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陈独秀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亦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可徒然作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及博大精深的思想特征，为探索中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解难释疑的思想武器，使得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声明：“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他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陈独秀亦持此议：中国的生产劳动者受那么大的压迫，着实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陈望道也说：“我们几个人都是搞文化的，认识到要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而此时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成果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适时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促使中国的优选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这一“转向”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给予中国的优选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接近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的生产方法不可。”（陈独秀语） 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昭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陈独秀等人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俄国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辨析、省思，最终确立了自己崇高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并以此相互砥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成立新型政党推动社会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突破“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广泛建立社团和学会，成为新知阶层政党实践的前奏。但民国初年政党纷争的乱象，使人们迷茫郁闷、深恶痛绝，说：“近二三年来，人们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陈独秀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中明确指出：“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