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清：
近来可好？我这些时都没写信来，因为一直在忙着改这小说，上星期总算寄出，大概日内该收到了。寄出后又发现些错误，这里附上两页，代替原来的第53、54页。至于为什么需要大改特改，我想一个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曾改编电影，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你说也许应当先在杂志上发表，恐怕风格相近的杂志难找。《星期六晚报》的小说似乎不是公式化就是名作家的。《Esquire》新文艺腔极重，小型杂志也是文艺气氛较明显。以前的代理人没试过杂志，大出版公司全都试过，Random House是Hiram Haydn看过。我觉得在这阶段或者还是先给你认识的批评家与编辑看看，不过当然等你看过之后再看着办，也不必随时告诉我。事实是在改写中，因为要给你过目，你是曾经赏识《金锁记》的，已经给了我一点insight，看出许多毛病，使我非常感激。我喜欢收到信，自己却写惯一两行的明信片，恐怕令兄不会高兴跟我通信，但是我希望你们俩不论有什么作品都寄一份给我看看。我对翻译很有兴趣，预备在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译，但是他们根据学位给钱，而我连大学都没读完。有个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贵校的Prof. Doak Barnett & Prof. C. Martin Wilbur都在里面，不知道他们找人翻译是不是也分等级？得便能不能替我打听打听？这是不急之务，请不要特为抽空给我写信。我月底搬家，地址是：
1315 C Street SE, Apt. 22
电话仍是547-1552。祝
安好，前一向Harlem出事我担心是不是离你们这里很近。
爱玲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五日
【按语】
第一封信是张明片，寄我哥大校址。一九六五年六月开始，所有她的信件才改寄我的公寓地址。明片寄自Apt. 207, 105 6th St., S.E., Washington, D.C.。一九六二年三月张爱玲从香港回来，即搬进她丈夫赖雅（Ferdinand Reyher），同年正月即已找到的这个公寓。第二封信上说，她将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底搬进同城 Apt. 22, 1315 C St, S.E.。一九六七年张爱玲搬居麻州康桥后，曾寄我一份三页的履历表。上面写到她于同年十一月才搬出第六街那个公寓而迁入Apt. 22, 1335 13th St, S.E.。细查这两个乔迁后的住址，只有公寓号码是一样的。不出两三年，张爱玲竟把华府旧居的街道也记错，实在不易置信。十一月搬家之说想也是误记。
张爱玲在第六街那个公寓住了将近两年，五月十九日那张明片一九六二年寄出也并非不可能。但明片上提到的那篇改稿也即是第二封信上她谓已寄给我审阅的那部英文小说稿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此稿脱胎于《金锁记》，原题Pink Tears（粉泪），一九五六年她居留麦道伟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期间，即在专心写作这部小型的长篇小说了。一九五七年初，《粉泪》可能已经完稿，但根据司马新的记载，出版她第一本英文小说《秧歌》的Scribner公司，却“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即《粉泪》。这个消息对她当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张赖》页——五）因之有好多年她把《粉泪》抛在一旁，从事其他的编译写作计划。香港回来后，她决定把《粉泪》改写成《北地胭脂》，一九六七年终于由伦敦Cassell书局出版。
大家都知道，《北地胭脂》的中文本即是《怨女》。爱玲自己分析《粉泪》失败，一因“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二是因为一九四九年爱玲曾把《金锁记》改编电影，片虽未拍成，“留下些电影剧本的成分未经消化”。要好好研究《金锁记》转成《怨女》的经过，那部电影剧本假如还能找到，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爱玲要我把《北地胭脂》稿找几个“批评家与编辑看看”。除了哥大几位教授外，纽约的名批评家和编辑我实在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爱玲信上指名要我找同系教授Donald Keene，只好硬了头皮请他把书稿加以审阅，但他的反应并不太好。早在五、六〇年代，美国学人间译介古今日本文学的，Keene即已推为第一功臣。他居然看了《北地胭脂》稿，也算是我天大的面子。Keene二〇一二入日籍，定居日本。
赖雅身体越来越坏，每月只领到社会福利金五十二元，连付房租都不够。爱玲在改写小说期间，电影剧本也不写了，只好靠翻译工作来维持生活。为此她在信上问及Doak Barnett, C. Martin Wilbur这两位哥大教授。后者中文名字叫韦慕庭，一直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持了友善的关系，一九九七年去世。Barnett耶鲁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年取得该校国际关系硕士，一九六九年即离开哥大，到华府有名的研究机构Brookings Institution去工作。一九九九年因肺癌去世。
第五封
十月十六日
志清：
收到你的信后，因为要找Knopf等三家编辑名字，刚搬家后找东西很难，这两天又在忙着看牙医生，前一向有些积压的工作也要赶着做，所以耽搁了这些天，结果找到五封都不是，明知无益，附寄给你看看。较早的一批存在New Hampshire一时无法查。Knopf我记得是这些退稿信里最愤激的一封，大意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我忘了是谁具名，总之不是个副编辑。那是一九五七年，这小说那时候叫《Pink Tears》。虽然他们曾经改组，我想除非Mr. Keene感到兴趣，不必再拿去了。共党一点我曾当面告诉你，与另一家Norton不约而同。此间的大出版公司，原来的经纪人全都送去过。Grove与New Directions也在内。Partisan, Kenyon Review我非常重视，不过觉得他们不会要。如拣一章有地方色彩的试试，就叫“Shanghai”。中篇小说一次登不完，恐也难卖。《金锁记》原文不在手边，但是九年前开始改写前曾经考虑翻译它，觉得无从着手，因为是多年前写的，看法不同，勉强不来。如果你的两位同事无能为力，杂志上也卖不掉，日本还有一家Tuttle，与Keene是否有关？此外只好试试英国，如果你那边没有熟人，我自己寄去也行。反正由你经手一天，请尽管自由处置，我们接近业务化好吗？我在香港翻译翻得很上劲，在此地却不值得，你说得有理。夜深不多写了，如找到那三家编辑的名字会再写信来。缺少information使你更棘手，真对不起。
爱玲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第八封
六月十六晨
志清：
我很早听见令兄的噩耗，非常震动，那天匆匆一面，如在目前，也记得你们俩同飞纽约的话。在他这年纪，实在使我觉得人生一切无定，从来还没有这样切实的感到。Stephen信上也说他百忙中答应译书，不知道是否给他添病，因此耿耿。我这些时也就在忙着译那本书，今天刚寄出。一直想写信给你，也是觉得无话可说，所以迟到今天。你在这一切之间还在替我想办法，待人实在热心。托蒋彝的事，我觉得不必问他了，Norton不会有兴趣的，他只忙着自己也是常情，在国人尤其是意中事。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要你随时替我留神就是了。明年印第安纳开会，原则上我当然愿意去，不过我向来得到人的帮助总是从文字上来的，单靠个性从来没有用，这是实话。似乎总应当做出点成绩来才行，和你们讲学的又情形不同。我住在华盛顿接近是accident，不过现在搬了个便宜而很喜欢的房子，所以不想再搬。固定收入是从来没有过。托你的那部小说改写不是为了能不能出版的问题，因为改了之后也不见得有人要，不过总要自己这一关先通过。现在中文本就快写完了，如果出单行本一定第一个寄给你看。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这封信耽搁得太久，明天尽早寄出——其实这时候写着已经天亮了。高先生近来没看见，麦卡塞也调到南越去了。“文星”的纪念号你手边如果有就寄一本给我，不然我下次到Library of Congress中文部，他们大概有。祝
安好
爱玲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晨
【按语】
先兄济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加州柏克莱中风不治而亡。朋友吊唁的信我看到很多，爱玲这封寄出已在六月中旬，可说是很迟的了。但读来极为感人，尤其“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那一句，极有张味。在济安的遗物里我只找到了爱玲一九五七年初给他的一封邮简和同年年底的一张年卡。邮简上她特别提到了《文学杂志》将刊出的一篇文章：“听说贵刊将载令弟的《张爱玲论》，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过去的工作，自己先觉得惭愧。”先兄也在同年正月号《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她的小说《五四遗事》。但二人仅有的一次见面则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六那天下午。克毅兄（信里的“高先生”）作东，地点在福华Market Inn这家小馆子。麻烦了Keene教授，我还想去托蒋彝，正如爱玲所言，我“待人实在热心”。我同蒋彝同一办公室十多年，一向关系很好。他写了一系列哑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诗画游记，强调传统式的中国情趣和幽默。退休后写了一册《重访祖国》（China Revisited, 1977）。蒋彝的美国出版商诺登公司（W.W.Norton）我却很喜欢，出的书也相当精，所以有意请蒋彝把《北地胭脂》推荐给诺登。
麦卡赛（Richard McCarthy，也称Dick McCarthy）是位深爱中国文艺、东亚文艺的美国文化官员。受惠者除了张爱玲外，还有聂华苓、陈若曦等名作家。台北《文星月刊》第十六卷第一期（一九六五）为先兄出了个专辑，载有拙文《亡兄济安杂忆》。
第一〇八封
四月六日
志清：
我这几年一直住在郊区，近两年在valleys。天天搬家，带不了多少东西，今年一月扔掉贺年片，先抽出来看看，才发现郑绪雷的一张上附有“圣诞信”，介绍医生。去看这医生，是UCLA教授，诊出是皮肤过度敏感，敷了特效药马上好了。大概fleas两三年前我以为变小得几乎看不见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郑绪雷来信说水晶讲我与fleas那篇文章上misquote你的话。我没看那篇文章，倒不是讳言这几年的事，我自己预备写一篇关于这场人虫大战，不是针对他那篇，所以不用看。Life’s too short，不犯着为这种人生气。不管他怎样误引你的话，我反正不理会。再让他离间我跟仅有的二三知己——虽然他未必存心这样——我也太无聊了。我搬到这里很好，稍微安定下来一点就去看牙齿。因为一直住得太远，交通不便，延宕至今。统统坏得特别棘手，往往去一次回来躺两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得完。明知不能耽搁而耽搁了，也是因为实在劳累，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除了怪我胡涂，没更努力去找好医生，白糟塌（蹋）了两年光阴which I can no longer afford — not that I could before.你的电话号码我保存着，与电话同样备而不用。电话簿上也没有我的号码，384-6867，请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我接听不慎，把人都得罪光了，想也不是你愿见的。“四十年前的两封信”是最真切的身边散文，与读者没有距离。我看着老是想着我那时候在做什么，更使它立体化了。联副上发表的近作我不久就会看到，如果刚巧没收到报纸，再跟你要。我的书除了少量的全扔光了，下次与皇冠通信，要他们寄一本国语《海上花》给你，如已有就请搁在那里或送人。近来好？王洞自珍都好？
爱玲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
【按语】
这是我自一九八四年十月廿六日以来，三年间收到爱玲的第一封信，我给她的信，H2、H3、H4、H5、H6，她都没有拆。这三年她倒每年给庄信正写一封信，因躲“虫患”，常搬家，没有固定的地址，她忙于看病搬家，每日累得精疲力尽，“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看了令人心酸。“四十年前的两封信”是登在一九八八年二月七、八两日联合报的文章。“联副上发表近作”是指我“谈谈卡莱·葛伦”的文章，现已收入《谈文艺·忆师友》（天地，二〇〇六；印刻，二〇〇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