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的危机 1558-1641年

1558-1641年是英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本书全面、生动地展示了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英国贵族的经济活动、与宫廷的关系、家庭模式和婚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教育以及建筑、艺术等全方位的社会生活场景，揭示了英国贵族在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逐渐衰落的内在原因以及贵族性质的变化。英国贵族并不是注定消亡的阶层，而是面对危机有自我更新的意志与途径，这个阶层的上下跃动，正是英国社会发生变革，走向资本主义文明的缩影。

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1919—1999)，以研究近代早期英国历史而声誉卓著的学者。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1947—1962)，后一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1963—1990)，主要著作有：《贵族的危机(1558—1641)》《英国16至18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交战中的帝国：1689—1815年的英国》等。

第一章 引言
第一部分 危机的本质
第二章 社会中的贵族
一 社会的概念
二 社会结构
三 大贵族
第三章 荣耀的膨胀
一 乡绅和骑士
二 从男爵
三 大贵族
第四章 经济变革
一 收入估算
二 庄园计算
三 变革的事实
四 衰弱的原因
五 增长的原因
六 结论
第五章 权力
一 暴力的手段
二 暴力场景
三 秩序的成长
四 影响力的利用
五 结论
第二部分 收益与花费
第六章 地产管理
一 租地政策
二 土地收入动向
第七章 工商业
一 地产开发
二 投资
第八章 职位和宫廷
一 伦敦和宫廷
二 直接封赏
三 间接封赏
四 职位负担
五 制度的影响
六 制度的后果
第九章 信贷
第十章 炫耀性支出
第三部分 观念和举止
第十一章 婚姻和家庭
第十二章 教育和文化
第十三章 宗教
第十四章 结论：信任危机
一 尊顺
二 结局
附录一 全部庄园持有量估计，1558—1641年
附录二 酬赏，1558—1641年
索引
译者说明

     第一章 引言 既有的观察研究表明，英国社会史图谱中巨大的研究空白随处可见，其中多半还贴着“饱富研究价值”的标签。本书之撰写正是为了填补英国社会史研究中优选和最为重要的空白。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当今人们的记忆中，数量不多的贵族数百年来虽一直被认为是以国家政治和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史的，却没有对他们进行过研究。贵族研究缺失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从近50年社会史研究的特点中找到解释。近50年来，社会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农民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瓦解者，即所谓的进步乡绅和城市商人。欧洲大陆关于贵族的研究状况也并无明显不同，虽然对中世纪贵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但对16和17世纪贵族的研究却相对欠缺。 本书的核心部分和绝大多数统计数据的时限，为1558年11月伊丽莎白女王即位至内战已不可避免时的1641年冬天。然而，在分析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时，在必要之处，时限上溯至16世纪早期，下延至17世纪中期，甚至是后期。这显然是合理的，因为这些缓慢变化因素除了对重大政治事件外，对其他一切都很难产生影响。 如稍作变通，从史学目的看，1558年至1641年间的80多年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时间单位。它包括亨利八世革命之后的稳定期及随之而来的崩解期。期间历经了政治、社会、思想和宗教根本性变革的最关键阶段。这时，英国拥有爵位的人数，既没有少到由他们构成的统计样本无足轻重，也没有多到一个史学家难以驾驭的地步。尽管382名贵族是本书的主题，但信手拈来的资料，却用作了论证无爵位的宫廷精英或乡村大领主思想与行为的重要证据。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社会等级角度上界定，爵位不仅被当作一种荣耀，更多地被当作了一种标志。 贵族研究相对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直到最近才有资料可为研究之用，而之前根本无研究的资料基础。这些未经分门别类、鲜为人知且难以获得的资料原广藏于民间私邸。然而，过去20年来档案学革命发生了。现今，许多私人藏品储存于地方档案局；余之大部分在国家档案登记处都有登记，幸亏这些睿智仁慈、慷慨大方的收藏者，凡获得适当资格的研究者即可查阅。因此，直到在二战后，对贵族的深人细致研究才成为可能，因为这时国家档案中的材料才能对家族档案予以补缺。 如本书这类力图探索描述一群早已离世的男男女女私生活琐事和思想的研究，如能进行，只有在16世纪中期之后。其一，约在此时，私人信函数量因地产阶层读写能力提高而大量增加，随之又涌现出大量自传性文集、家训和其他相关的个人文件。其二，这时期贵族家庭的财政和地产存世档案数量骤然增加。其三，国家机器在社会中的作用扩大，使得公共档案中的财政档案、诉讼诉证，及与政府的书信数量空前增加。如此，档案材料的数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数量更多，且主要属于私人档案。 尽管许多背景思想来自法国史学流派，但本书的研究路径却与之不同，突出表现为不太重视逻辑体系。之所以如此，是希望能够避免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决定性，并给予意识形态和愿望、偏见与习俗等以应有的重视。个人与群体行为中包含了更多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原动力，远比能够在统计表中列示的要多，而且更为有力。 然而，构建起本书骨架的恰恰是统计学。正如尼布利的约翰·史密斯①300年前所评论的那样，“平民往昔的成就和行为只偶尔地在浩淼的时间港湾里显现”。如果赋予这些稍纵即逝的显现以历史意义的话，就必须确保它们具有典型代表性，而揭示是否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则唯有统计学。政治史与之不同，要简单得多。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都只有一位首相，如此，外交方针或经济方针至多也不超过三个。社会群体却是由大量作为个体的人组成，每个个体都与群体标准存在偏差。从混乱的个体行为中推论出行为的一致性样式，以及分辨哪个是典型性样本和哪个样本发生了突变，统计度量是专享的方法。仅根据少量早已引起关注或保存良好的例证，而不应用统计控制方法，会导致有关社会现象的结论几乎是不着边际和难以想象的。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