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怕情多

《生怕情多》：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顾横波、卞玉京、寇白  门、马湘兰。八位曾牵动过时代与历史走向的女子，八个终走不  出生活与人性双重复杂的生命，八支过早凋零在历史暗角却幽香  至今的花朵……
她们的青春苍白而又艳丽，媚俗而又雅洁，短暂  而又长久；她们的命运偶然而又必然，无助而又无奈，可悲而又  可叹；她们的人生软弱丽又坚强，可耻而又可敬.复杂而又简单……

《生怕情多》讲述了：一个个历史人物，并不是某种文化价值的符号，而一个个特殊的人.作者不是从整个人生上看他的主人翁.而是从特别的角度，揭示其在严峻历史关头的特殊选择全书聚焦于历史人物的“尴尬”，这个视角，这个观念，是有些卅钻的，刁钻得有点出格。但这刁钻中恰恰显示了诸氏多年的苦心中进发出来的智慧。

诸荣会，1964年生，江苏溧水人。大学毕业后做过多年教师，现为江苏教育出版社副编审、新语文学习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从教期间发表过教育教学文章四十多万字，出版教育教学著作数种，近年来发表以散文为主的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散文集《最后的桃花源》、《秋水蒹葭》，系列文化大散文作品集《风生白下》、《风景旧曾谙》等多种，多次获得有关报刊征文奖和文学奖，多篇作品被转载和被选入各种选本、读本和课本。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伍子胥：悖论人生
伍子胥虽然主观上只是为了报“家仇”，可他要报这一“家仇”却
不得不与“国家”为敌，且是他自己的“祖国”。因为在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里，所谓“国家”，“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当然，那“家”，是国君的，而不是一般人的；相反，般人若不忠于国君，便是不忠于国家。因此。楚国是楚王的“国”，或者说楚国就是楚王的“家”，伍子胥要找楚王报仇，某种程度上便是对楚国的背叛。便是与祖国为难。而这是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人所难以去做的。从这一点来说，楚王实际上绑架了整个楚国

商鞅：作法自毙
商鞅死后，他当初制定的各项法令。秦惠文王并没有废止，相反还如既往地大力推行。这在中国历史上不说是少见，也是极其罕见。似乎秦国上下反对的就是他商鞅这个人，而非他的新法。不仅如此，当秦国在战国七雄中最终崛起而统一天下时，秦人似乎也并不感谢商鞅，因为我们没有见任何史料上有关于秦国人为商鞅“谋反”一案平反的记载；而事实上。说商鞅“谋反”实在有违事理，因为他最终也既没有背叛秦国，也没有割据自立，也没有对秦国的一城一池有过任何攻击的行为。然而，说商鞅“谋反”似乎也一点没错．因为有“法”为据，更何况
这“法”正是他商鞅自己制定的。

梁武帝：台城悲歌
我们无法将那个在台城之中因得到侍者的一个鸡蛋而泪流满面的老人，与荆襄大地纵横驰骋、汉水岸边纵论攻战、枕席之间夺人社稷的英雄形象重叠在一起，但他们确确实实是同一个人。他在临饿死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梁之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既是如此，那么他最后的流泪意味着什么呢．恐惧，留恋，后悔，抑或自悼?只有他自己知道。

薛涛：九眼桥边女校书
据说中国的文人雅士们之所以爱竹，其原因是竹子有“节”。薛涛很爱竹，据说她晚年隐居浣花溪旁。住处曾遍种枇杷和翠竹，然而她的身份却是一名妓(伎)；为妓(伎)者似乎是最无“节”可言的，但薛涛就是喜欢竹子，而且千百年来，人们似乎竞也容忍了她的喜欢，以至于今天的望江楼公园在“简介”上竞公然写着这样的话：辟这座公园，是为了纪念薛涛；公园内之所以种那么多竹子，是因为薛涛爱竹。这样的大度在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包拯：一死即永生
站在今天来看这一切，我们不能不深思：清官当然好，像包拯这样的清官当然更好，我们应该尊敬；明君当然也好，像宋仁宗这样的明君的确难得，也很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明君加清官的政治，虽然令人神往，但终究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进程，最多只能为历史增加一点戏剧效果，但这种戏剧效果终究只属于戏剧而不属于历史，因为历史更看重的是政治效应和社会意义。

王安石：独守千秋
我们在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是不是不该忽视一点，这就
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谓的“经典”之中，确实存在着太书生气、太不切实际的东西，思维方式上又存在着非此即彼、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单向思维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行为上又缺乏一种预先自我……
完赵孟：成全的是艺术
郑和：海上帝王
秦淮八艳：就那点事儿
叶名琛：注定多义
翁同：聪明一世
盛宣1．不：脚踩两只船
赛金花：何日彩云归
赵声：一枚绿叶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张自忠：汉奸？英雄
胡适：我从山中来
柳亚子：走出赐福堂
后记

    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善终的诤臣、清官，我们自然不能不感谢宋仁宗，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有包拯自己的努力。
     我们今天从京剧舞台上所看到的包公，总是一副黑脸形象，言行总是刚正不阿，宁折不弯，似乎是个心眼儿粗疏、作风简单的莽撞之辈。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包拯真是这样一个人，它能在险恶的官场屡战屡胜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吗？其实，京剧舞台上的包公与历史上真正的包拯相去甚远。
     包拯胸怀如海，但有时又心细如发；他心肠坚如铁石，但同时又柔软如绵。
     正目前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嘉祜三年（1058年），包拯向仁宗建议应该立太子。没想到仁宗竟然反问包拯道：“那你看立哪位皇子为太子好呢？”包拯立即敏感地回答说：“陛下，您一定是对我有什么猜疑了吧？立太子这样的事情，是国家大事，我只是提出建议；至于立哪一个，这是皇帝自己的事情，怎么能问臣下呢？”仅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不难看出，此时的包拯虽已晚年，但头脑仍是非常清醒的。在这一事件中，仁宗一方，他最初在听到包拯的建议后，似乎只是不经意间的顺水推舟似的一个反问，但是仁宗一定心想，包拯准会顺着自己的话回答的，这便既可以套出包拯与哪个皇子关系密切，又可检验一下包拯是否有私心；然而包拯并没顺着仁宗的问题问答，这表面上看来好像是顶撞了仁宗，让仁宗没有得到他表面上想要的答案，但是仁宗一定不会有任何的不悦，相反，还会对包拯更加的信任和器重，因为他知道了包拯是那么的坦诚和无私。而这对于包拯来说，无疑是为自己作了一次化险为夷，因为在封建社会，像立太子这样的事情，总是最敏感的，也是最危险的事情，稍不留神便是脑袋搬家血流成河。这样的事情，若是有一丝一毫的参与进去，都无异于自己找死。包拯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是管天管地管得宽，但实际上他始终都清楚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