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爱人

"【编辑推荐】： 在英国，每四天就有一名妇女被其伴侣或前伴侣杀害，家庭凶杀案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杀手不会突然失控，而对于家庭暴力，人们惯常的态度却是：既视而不见，又拒不相信。 身为犯罪模式学家的简•蒙克顿•史密斯教授为此专门将家庭暴力案中逐渐升级的凶杀风险分为八个阶段，即《致命爱人》一书的核心内容“凶杀时间轴”。这部极具力量的作品为及时干预家庭暴力从而拯救更多生命提供了各种策略。 "

在英国，每四天就有一名妇女被其伴侣或前伴侣杀害。 家庭凶杀案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三十年来，简·蒙克顿·史密斯教授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作为一名前警官和国际知名的公共保护教授，她讲授性暴力和致命暴力；与因凶杀而失去亲人的家庭合作；培训警察和其他专业人员如何优选地处理涉及强制控制、家庭虐待和跟踪的案件。 杀手不会突然失控。她开创性的研究创建了八阶段谋杀时间表，列出了强制关系升级为谋杀的可识别阶段，并改变了我们对这些阶段的理解。 如果你知道怎么看的话，家庭凶杀是有迹象。 在这本书中，蒙克顿·史密斯分享了对一个充满毒害的阳刚之气和强制控制的世界的观察，在这个世界中，以羞耻和恐惧为工具，而媒体和司法系统的帮助下，远远没有摆脱对男女在社会中角色的性别歧视观念。借助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她与受害者、他们的家人和凶手交谈，拼凑出这些关系如何以谋杀收场的谜团，并揭示了为什么家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

"【作者简介】：简•蒙克顿•史密斯（Jane Monckton Smith）教授是一名犯罪模式学家，专门研究凶杀、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等案件。作为该领域的专家，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出版了多本有关凶杀和刑事调查的学术专著。她还设计有一种可了解、评估家庭暴力案中凶杀风险的新模型。她的成果被广泛地用以改进警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实践工作。除了研究以外，她还参与调查凶杀案的相关工作，为英国内政部审查案件，就引发社会关注的复杂谋杀案向警方和审查小组提供建议。 "

前言：凶杀时间轴
绪论：激情犯罪的神话
1第一阶段：操纵和跟踪的历史
2第二阶段：旋风般的承诺
3第三阶段：生活在操纵之中
4第四阶段：触发
5第五阶段：升级
6第六阶段：想法的改变
7第七阶段：计划
8第八阶段：凶杀和/或自杀
9凶杀之后
后记：最后的话
译后记

     第一阶段：操纵和跟踪的历史 时间轴的第一阶段甚至会发生在两个人相遇并确立关系之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竟然存在——因为如果它存在，我想说的是，那些杀害他们伴侣的人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并非关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而是关乎一个有控制欲的人。最重要的、昭示凶险将临的危险信号是他们在操纵，而且之前一直在操纵。 我很少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因为我的大量工作都需要待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然而，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去了办公室，并且接到了一个外线电话。 “是简·蒙克顿·史密斯吗？”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对着我咆哮。 “是的。”我说道，有点儿吓了一跳。 “别再说我丈夫是谋杀犯了。他不是谋杀犯，他从未被判谋杀罪，你不应该这样做……我就是告知你。” “你的丈夫是谁？”我询问道。 “你一直在谈论他，有人告诉我了，”然后她对我说了他的名字，“你一直在和那家人谈话，我知道你谈了。” “我很肯定我从没有说过你的丈夫是谋杀犯，”我平静地说道，“他被判过失杀人，不是吗？” “是的，他是，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谋杀犯。” 我们聊了一通，这位女士试图说服我，她的丈夫是一个被误会的、和蔼可亲的人，我们友好地挂了电话，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我十分吃惊，她没有把她的丈夫杀害了第一任妻子这一事实看作与她切身相关。她说得对，我一直在和受害者家庭交谈。由于这家人想要就此案向他们的国会议员提出议题，并发起合法性质询，因此我一直在与一家名为AAFDA①的慈善团体合作。AAFDA是由弗兰克·马兰在他的妹妹茱莉亚和她的儿子威尔被杀害后创办的，他们帮助家庭在谋杀发生后必不可免也无法逃避的正式诉讼——例如家暴凶案审查（DHRs②）、审讯和庭审中赢得谈判。 这起案件中的受害者在法庭和媒体上都被很离谱地曲解了，这损害了人们对她的怀念，也给她的家人造成了额外的伤痛，两者皆不可估量。由于法庭接受了对指控较轻的过失杀人的认罪，所以并没有审判。（过失杀人不会判处强制性的无期徒刑，假释要早一些，同时也意味着凶手的罪责较轻。）其结果是被告在量刑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在这起案件中，听证会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受害者被形容为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把凶手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个故事在新闻报道上被反复地刊登和评论，使得受害者永远地留下了她“罪有应得”的印象。并没有送呈的证据可以证实对她人格的诽谤，而法官却对凶手表示了同情。一家声名卓著的日报的知名专栏作者甚至发表评论说，他宁可给凶手颁发一枚奖章，而不是判处他监禁，尽管他并没有证据表明凶手所言确实。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吹毛求疵”，无论是否得到证实，都会引起人们对凶手的同情，并被当作针对谋杀罪的辩护缘由的一部分。甚至还有人说，当凶手杀死妻子的时候，他的苦楚立刻就得到了解脱。他能够通过掩埋来隐匿她的尸体，在死尸被发现之前，他过了几年的好日子。 综上所述，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女人所掌握的关于她新任丈夫的信息，把他塑造成在类似情况下会与任何理性的人一样，做出同样的举动，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她可以看到法庭对他的同情；她可以看到新闻报道对受害者的指责；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不那么危险，是一个可靠的结婚对象。整个体系都是这么说的，没有受到质疑。死者的家人没有渠道来平衡舆论，更不用说扭转乾坤了。 如果一个人有过一段历史，不一定是有关凶杀的，而是涉及操纵、占有欲和嫉妒的类型，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犯罪记录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但不是优选的。大多数的历史和危险的信号是由操纵者言谈与行为的方式所揭示的，也是由认识他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前任伴侣所透露的。 可以揣摩一个例子，有个人在其中透露了他们的历史，比我与那位第二任妻子的对话要微妙得多。 * 玛西在镇上的一家酒吧遇到了伦尼。这个地方她的许多同事都去过，她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里面都是一些不错的人。伦尼接近她的时候，他显得又迷人又友善。 “我来付那杯酒的钱，”他说道，带着微笑，“你去坐下，我会把酒给你拿过来。” 玛西觉得这没什么不妥；她想着这令人愉快的、有点老派的套近乎，有一种她被照顾着的感觉。伦尼在打理一切，于是玛西就去坐下了。 伦尼走过来，坐在她的身旁。他健谈、风趣，也很捧场。 P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