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受害者:致命服饰图鉴史

时尚的致命方式不仅有三寸的高跟鞋、扭曲的塑身衣，更多的是衣物的染料、材质和装饰品，比如飘逸的丝带。 时尚的荼毒对象不分男女。

《时尚的受害者》是一本另类时尚史，讲述的是关于时尚如何致命的故事。探讨了时尚如何通过浸出化学毒素、传染疾病、造成事故（包括火灾和纠缠）折磨那些制作它们、穿着它们的人们。不论是意外的还是有意的，时尚已经成了历史上导致死亡、疾病和疯狂的原因。这些披裹着时尚外衣的致命武器，包括令人窒息的裙衬、染了汞的帽子等一些表面无害的物品。 作者把日常无害的服装放在“显微镜”下，带领读者踏上各式服饰的致命历史，包括传说着的和现实中的。作者调查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时尚物品和文本，在书中展示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和历史事件，包括虱子缠身的军服、奥斯卡·王尔德的同父异母姐妹的死亡和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被其围巾意外勒死等。

艾莉森·马修斯·戴维，现任瑞尔森大学时装学院的副教授。2002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其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十九世纪的巴黎剪裁。她的时尚研究涉及的物质文化、医学人文、阶级和性别。发表、出版的文章和书籍包括《时装理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杂志》与《文化和鞋子：从凉鞋到运动鞋》等。 2004年，她成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服装和纺织品的历史的韦罗妮卡·热韦尔研究的成员之一。2010年，她以《时尚的受害者》赢得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事会的研究基金。2015.6—2016，她与Bata鞋类博物馆一起为该书策划了相关的展览。

引 言 时尚的死亡陷阱：现实？抑或故事？╱005 第一章 致病的衣物：细菌战╱033 第二章 用毒神技：水银帽╱047 第三章 毒颜料：砷绿色╱079 第四章 危险的染料：可爱又致命的彩虹╱111 第五章 纠缠与绞杀：魔鬼机器之手╱137 第六章 燃烧的布料：蓬蓬裙和裙箍╱159 第七章 燃烧的假货：塑料梳子和人造丝绸╱195 第八章 结语：时尚受害者的余生╱227

    1996 年8 月14日， 卡伦· 维特汉姆（Karen Wetterham）正专心致志地进行化学实验。这位48 岁的达特茅斯学院化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有毒金属的研究，那天也不例外。当天，教授的手套上无意中溅上了几滴汞化合物，不到一年，她便与世长辞了。维特汉姆教授当时深信，医用手套对皮肤有极强的保护作用，因此并未在意外发生后及时脱下手套。然而，正是透过这双手套，剧毒物质二甲基汞在15 秒内钻进她的皮肤，浸入她的血液中。可怜的教授当时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六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急剧恶化。她的听觉、视觉、行动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都出现了问题。尽管后期采取了强化治疗措施，教授还是在昏迷五个月后，于1997年6月8日离开人世。医护人员发现她的大脑严重受损，因为头发检测可以有效地测出人体内的汞含量，他们取了教授的一缕头发进行检测。实验证明，维特汉姆教授头发的汞含量是正常含量的4200 倍，比人体能承受的重金属含量高出22 倍。卡伦·维特汉姆教授陷入昏睡前曾说过，她希望能将自己的案例汇报给医学及科学界相关部门，以期改善“未来面对汞中毒时的认知、治疗及防御能力”。那么，卡伦·维特汉姆的悲剧究竟缘何而起？答案显而易见：一双手套，一双医用手套，一双未能向她提供有效保护的医用手套。 虽说这起事故发生在“遥远的” 实验室，但我们必须承认，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得靠各种衣物保护，不是吗？衣物是遮羞布，是身体的铠甲，是心灵的慰藉。从出生时的襁褓，到临终时的寿衣，终其一生，人类都在衣物的陪伴下过活。19 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衣服，就像房屋，内含一切人类生活所需的物质因素，足以“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伤害”。然而遗憾的是，本书不得不告知列位，衣物—人类脆弱的血肉之躯的保护者，在很多时候，非但不能正行其责，反而成为邪恶的杀手、死神的帮凶。奇装异服当然杀伤力更强，无聊的常服也不遑多让：袜子、衬衫、短裙、长裙，就连看似舒服的棉质睡袍，都是杀手阵营里的一员。 本书讨论的重灾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英国、北美，从那时起，时尚机器与其载体—服饰，就一步步改变了肉体的自然法则。对“优雅精致”的时尚男女来说，外在形象远比内在健康更重要：女士们脚踩高跟鞋，身穿有箍衬裙，内裹紧身胸衣，在路上跌跌撞撞；男士们头戴厚重的礼帽，汗如雨下，脖子被浆洗得硬邦邦的衣领勒得透不过气来，他们足下细长的高靴，搁到现在，估计没人受得了。最可怕的，还是所谓的“贵妇时装”，这种强大的社交机器、身份象征，足以令每一位与它“近身相搏” 的人，不论是制衣者，还是穿衣人，都饱受折磨，身心俱疲。这些人是“奴隶”，是“受害者”，若将他们神化，还可以称其为“殉道者”。1827年，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贾科莫·莱奥帕迪（Giacomo Leopardi）在作品《时尚与死神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Fashion and Death ）中，将“时尚” 拟人化，称为死神的姐妹。“时尚” 骄傲地宣称，她最爱玩死亡游戏，“被鞋子禁锢的蹒跚世人，束身衣让他们透不过气，眼珠鼓起……我好心劝慰，试图让这些绅士免受苦楚，然而，他们爱我，宁受每日千般折磨，万般痛苦，就算因此光荣就义，也要爱我。” 19 世纪初，时尚荼毒的对象不分男女。两尊蜡制的“死亡信徒” 就像是书架的两端，相互呼应，让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感叹生命脆弱，时尚易逝（图1）。然而，到1830 年，性别差异在时尚界突显出来。对男性来说，黑色套装独占鳌头，它既能体现衣物的功能性，同时也是西方世界民主、理性和技术进步的象征。这种态度清清楚楚地通过一幅讽刺画彰显出来，画名叫做“便捷生活”。 这幅画的主角是一种可旋转的帽子，帽子上配有各种装备：眼镜、雪茄、嗅盒、放大镜，甚至还有一副挂在耳朵上的喇叭。有了这些装备，画中人只需伸伸手，就能增强听觉视觉，嗅到芬芳的空气，还能不时吸口雪茄提神醒脑，“接近不需要操心拿东西”。看到这幅画，或许我们会捧腹大笑，但在一个世纪后，更为优选的同类设备确实被制造了出来，即“谷歌眼镜”。它功能更强、分类更细，还带有照相机和网络，可随时随地为人所用。相反，女性“自然而然地” 成为愚昧、疯狂、专断的时尚界受众。无论在家或是外出，时尚之锤都重重地打击、阻碍着女性的行动与健康。虽然现代女性的衣着较过去更具实用性与舒适性，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时尚”二字，从未挣脱性别差异的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