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最后十年

林贤治的文字既有卢梭式的愤激与直白，又有培根式的犀利与明澈。——摩罗谈到鲁迅，除却《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这些文本我们还知道什么？而“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含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林贤治也正是站在这一高度，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不仅展现出鲁迅作为思想家，作为知识分子与专制集权的斗争，与各大派别的论战的斗士形象，也赋予了鲁迅思想的历史超越性，证实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将重读鲁迅的一生，接受鲁迅思想的鞭策与引导。☆“一个人的鲁迅”系列经广西师大出版社全新精装版精彩面世。精选鲁迅一生中的生活旧照、书影、手稿、信件，图文混排，内文版式疏朗而灵动，极富冲击力。☆★另给读者精心准备500套裸背函盒典藏本，纯手工制作，裸脊部位锁红线，配以酒红进口装饰布，照片用超白雅梭纸裱于中灰草香纸，将民国书籍的古朴雅致展现得淋漓尽致。☆★★随书附赠鲁迅手迹、手绘、书影特制书签。

鲁迅的使命在于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可以说，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
而林贤治作“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丛书，则在于发扬和传承鲁迅这一精神。他的笔墨重在描摹作为思想家的而非文学家的鲁迅，更加突出了他是如何用一生来履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如何在其最后的十年与国民党政府、左联、新月社以及青年进行论战，其中包含了他对各个派别的抨击，对诸如专制、集权、书籍审查制度、人权、国家、民族等一系列理论的冷静思考，以及他对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构建与申诉。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夜听潮集》；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盗火者》；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他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引言
国民党“一党专政”
反文学：“革命文学”
自由与人权
书报审查制度
专制与改革
知识分子的内战
国家、民族、统一问题

     五四运动过后，政党政治崛起，劳工运动随之上涨。在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过激主义的灼热的气浪里，共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两党，都是在苏联直接派遣顾问，在苏共的建党原则的指导和支配下，进行系列的政治活动的。其中之一，便是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成了国民党内的领军人物，他迅速抛弃已故领袖的容共政策，决心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势力。1927年4月12日，上海方面率先奉命行动，紧急搜捕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并加杀害。在一个月内，被屠杀的多达数千人。4月15日，广州也出动了大批军警，对各个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实行血腥清洗。此时，凡国民党势力所及之处，都展开了 “清党”运动。纯洁党组织成了独裁专制的遁词。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经过党内的几次不大不小的摩擦，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他成功地利用了元老的力量和各派的矛盾，一人把党政军大权统揽起来，并牢牢地掌握手中。 清党期间，鲁迅仍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职。自从踏足这块“革命策源地”以后，他对中国的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应当有把握认为，不至于为一时的风云变幻所迷惑。然而，时局的发展竟大出乎他的意料。相当一段时间，他对围民党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是抱有幻想的，虽然一样承认“革命尚未成功”，甚至发出过有人攀摘革命花果的警告，却根本不曾想到整个党和军队，会如此快速地掉转枪头，对付先前的合作者。政治家的野心，实在远胜于文学家的想象力。他从来未曾看见这样杀人的，北京“三一八惨案”杀掉四十余人，他已经说是“出离愤怒了”，如今何如？他用了“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话，形容此时的感受。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道义感，他以辞职表示抗议，然后在一个名叫“白云楼”的地方蛰伏下来。可是，像他这样阴郁易怒的人，是注定做不成现代的隐者的，果然很快地，便接受了官方教育部门的夏期讲演的邀请，破门而出了。其实，稍早一些时候，当他为结集的《野草》写作题辞的时候，即宣告“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透露了渴望“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的决绝的信息。 大屠杀源于一个新的传统，这是军权政治和党权政治的合流。对此，美国学者派伊说：“军阀给出了一个事实，即在现代中围，政治力量不可能与军事力量分离，以至于没有人能开出从中国政治屏幕中心消除军队的秘方。”民国以后，袁世凯正是以军事力量作为政治资本，窃取革命政权的，可是现在，军队已不复属于个人，而是作为“党军”，为党所控制。早在革命初期，孙中山在确立他的党权政治理论的时候，已经融入军权政治的因素，后来还曾一度以军权改造党权和政权，实行党政军一体化。事实证明，军事实力的过分膨胀是危险的。所以，自从在苏联引进党对军队的政治化的控制体制之后，军权便长此被置于党权之下，虽然党不能不依靠军事力量取得并维持其专政，但是始终离不开“以党治国”的框架，其领导地位是不容挑战的。 鲁迅没有直接描述大屠杀的残酷性，而是透过“清党”事件，揭露独裁政治灭绝人性的本质。我们注意到，在1927年以后的两三年里，他反复使用“流氓”一词做演讲，或者写文章。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立场可言呢？无非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自然，中国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了。鲁迅做过一个《流氓与文学》的讲演，从记述来看，其实讲说的多涉政治流氓。他指出，他们要“革命”，整天叫喊“打倒旧制度”，目的是要取得自身的地位，及至有了地位，仍然要拾起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在有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他列举了曹操和司马懿，作为政治流氓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是杀人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是行为和议论相矛盾。 P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