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

该书由中央党校权威专家采用大量档案资料和翔实的数据，解析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面对严峻的粮食危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巨大影响时，不得不采取的“大精简”政策和该政策出台的过程、措施及积极影响。该书首次聚焦在这次“大精简”运动中，为国民经济调整和复苏作出贡献的2000万下放农村职工的命运，填补了，共和国历史上从“”到“”时期专著中这一题材的盲点，将历史研究的宏大与个人命运的细节相结合，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引人深思的时代之声。

1961年代初，中国遭遇严峻的粮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加大粮食征购量，继续挖农民的口粮；要么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商品粮的供应。中央高层遂决定“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道路”。
火车里、汽车上挤满了由城市返乡的人们，他们扶老携幼，怀里揣着政府发给的一个月的粮票和为数不多的生产补助费，离开了他们已经熟悉的城市和企业……
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共有近2000万职工，2600万城镇人口，从机关、企事业单位甚至教育科研机构被精简回农村。这2000万职工以他们个人利益的牺牲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复苏。
随着各项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开始改善，1963年7月6日，中央精简小组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认为，这一次全国性的减人工作，现在可以宣布基本结束”……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为共和国成长作出巨大贡献的职工精简运动落下帷幕。

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重量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前夜的中国》《“”的发动》《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回看》等。

第一章：“”、大招工
一、工业指标节节攀升
二、“全民办工业，厂矿遍城乡”
三、职工队伍急剧膨胀
四、降低高指标
五、一次半途而废的精简
第二章：非常时期
一、纠“左”进程的中断
二、新一轮“”
三、严重的困难
四、应急措施
第三章：别无选择
一、“八字方针”的出台
二、加强农业第一线
三、“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四、精简工作的启动
第四章：非常措施（一）
一、七千人大会统一思想认识
二、“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三、大规模精简工作的展开
四、若干政策界定
第五章：非常措施（二）
一、两个《宣传要点》
二、精简中的“思想问题”
三、精简人员的安置
四、大中专学校的精简
结束语

    第五章：**措施（二）
    一、 两个《宣传要点》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大规模的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进入高潮。然而，对于这么一件涉及数千万人的大事，我们今天如果翻检当年的报刊，却几乎见不到相关的宣传报道。那么，当时又如何能使广大群众领会精简的精神，接受精简回乡的事实呢？“”以来，不是年年都说形势大好吗？工农业生产连年“跃进”，怎么还会饿肚子，要精简职工呢？
    为了做好精简工作的解释动员，中央在1962年5月21日和6月5日下发了两份重要的党内文件：《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和《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前者是面向职工和城市居民的，后者则是面向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
    《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以下简称《宣传要点》）分为四个部分：**部分：当前的国内经济形势；第二部分：用什么办法来服困难；第三部分：对减下来的职工的安置办法；第四部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服困难。
    《宣传要点》承认，“目前，我国的经济存在严重的困难”，并且列举了困难的具体表现：**，人民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生活水平下降。《宣传要点》列举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具体数据：1957年全国城镇居民粮食（贸易粮）的消费量为411斤，1961年为349斤，减少了62斤；食油、肉类和其他一些副食品的消费量也降低了；棉布、针织品、絮棉等全国平均消费量，1957年每人折合为30尺布，1961年为9尺多，减少了20尺多。第二，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和电力都不够，工厂不能全部开工，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钢铁、机械、化工、建筑材料和电力都不够，有的只能利用百分之七八十，有的只能利用一半，有的还不到一半；纺织、造纸、制糖、卷烟等轻工业行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更低，多数只能利用到23%，有的利用至一半。由于工厂开工不足，造成很大浪费。
    对于出现困难的原因，《宣传要点》中提出了三点：一是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和家畜家禽都比1957年减产，而且减产的数量很大，农民不可能拿出很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来满足城市和工业的需要。二是几年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工业发展过快，文教事业发展过急，城镇人口增加过多。1957年全国职工2450万人，1960年达到5044万人，增加一倍以上。1957年全国城镇人口9949万人，1960年达13亿人，增加3000多万人。由于工业规模太大，职工和城市人口太多，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需要量很大，农民负担不了。三是工业发展中各个行业很不平衡，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发展**快，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等工业发展比较慢，各个行业长短不齐，各个行业内部的各个生产环节也长短不齐，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不配套、不协调。《宣传要点》承认，“造成目前严重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宣传要点》明确表示：“对于曾经发生过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党中央和*已经指出：首先要由党中央负责。但是各级党政领导都有责任，应该向你们检讨。”
    《宣传要点》提出，尽管1960年底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仍然很严重，主要是农业产量很低，工业规模仍然很大，城镇人口和职工仍然过多，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仍然不相适应。尤其是现在农业生产的水平低于1957年，但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却远远多于1957年，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产品，无论如何也供养不起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这种局面绝不能再拖下去，否则财政经济的困难会越来越严重，工农联盟就有发生破裂的危险。
    那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服困难呢，《宣传要点》认为，“*根本的办法，是增加农业生产，使农业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使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年比一年多起来”，而要增加农业生产，就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必须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必须减轻农民的负担。“*重要的措施，就是进一步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这是在目前情况下，加强农业和调整工业内部关系的*有效的办法。”《宣传要点》还列举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若干好处：可以增加农业战线所需的劳动力，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减少城市粮食的销售量，少挤农民的口粮，使农民有更高的积极性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可以减少国家的工资开支，压缩购买力，逐步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情况，等等。
    当时，人们曾有这样的疑问：为了服困难，可不可以不采取缩短基本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办法，而采取另外的办法？《宣传要点》明确表示，党和政府经过反复研究，除了这个办法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原因在于：一不能再向农民多征购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因为连续三年许多地区农业生产下降，农民生活降低，口粮不足，重灾区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再向农民增加征购任务很困难，勉强这样做，农业就会遭受更大的破坏。二不能再降低城市人民的供应标准，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降低了，再降低太多，那些从事繁重劳动的职工就难维持下去。三不能多进口粮食，去年和今年已经进口了不少粮食，花去了大量外汇，今后拿更多的外汇购买粮食根本不可能，况且也不能长期靠进口粮食来供应国家的需要。不但如此，目前*关键的是职工大大超过了生产的需要，许多工业部门是职工多，生产任务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降低，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只有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才能度过目前这个*困难的时期。
    对于职工和城镇人口担心的这么多的人下乡到农村能否安排得下来的问题，《宣传要点》解释说，我国农村很大，农、林、牧、副、渔各方面需要做的事很多，下乡职工是不愁没有事情做的，只要努力生产，生活就会有保障而且逐步提高的。现在全农村人民公社共有540多万个生产队，如果每个生产队平均安置一户下乡的城镇职工，就可安置500多万户，农村就可能增加1000万人劳动力，而城市人口就可以减少2000万人左右。
    《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也是四个部分，其中**部分与第四部分的内容，与《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大致相同。因为这个宣传要点是面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以它重点是解释城镇人口下乡和职工回乡对农民是否有利的问题。
    城镇人口下乡之后，农村需要安置他们，要分给他们自留地，分口粮，还得教他们学会农业劳动，这对于相当多的农民和基层干部来说，是有思想顾虑甚至不情愿的。因为农村的形势也刚刚好转，他们刚刚解决了不饿肚子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农村来说，人民公社停止各种“大办”之后，大量的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生产战线，原来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部分农村甚至有富余的劳动力，并不需要再增加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
    为了说服农民接纳回乡、下乡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这个宣传要点给广大农民算了四笔账：
    **，总不可以让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困难继续发展下去。如果这批职工和学生不能下乡，下了乡不能安置下来，社会的经济困难就会继续发展下去，农业就无法恢复和发展，工业就不能好转。长期拖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生危险。《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对农民说：“我们农民都是爱国的，都是懂得照顾大局的和长远利益的，都是爱社会主义的，我们决不能让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困难继续下去，把国家拖垮，把社会主义制度拖垮。”
    第二，如果不减少城市人口，或是下乡的职工到了乡村里不能很好安置下来，好好地参加农业生产，那么，他们就不能生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但是，他们还是要吃粮食的。这就势必会继续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征购任务，势必加重农民的负担，而这是对农民不利的，对整个国民经济也不利。只有把他们安置好了，才对农民有利。
    第三，对于下乡的城市人口，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口粮、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具，作了尽可能的安排。《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告诉农民：下乡的职工和学生，只放在收成较好的地方或灾情较轻的地方，不放到有严重灾情的地方。当然，他们还会有各种其他的困难，非靠生产队和农民大家帮助不可。但是，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四，下乡的职工和学生，都有一定的技能和文化水平。他们一开始可能对农业生产不懂，或者荒疏了，但是一定可以学会的。他们还可以增强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力量，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劳动力多了，有了许多有技术有文化的人，把他们好好使用起来，认真地扩大生产门路，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林业、畜牧、副业、渔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就有了有利的条件。《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坦言：“如果不采取减少职工和城市人口的办法，我国目前城乡交困的局面就会继续恶化下去，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就会更加尖锐，粮食问题就会更加严重。那么，工农联盟就有发生破裂的危险，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这两个宣传要点勇敢地承认了国家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严重困难，把经济形势向人民交了底，道的是实情，说的是实话，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湖北拖拉机厂的工人说：“过去对国家的困难不了解，所以有不少糊涂思想。现在知道了国家有这样大的困难，这个担子不能叫*一个人挑，人人都要分挑担子，才能服困难。”武汉铁路局的职工听了《宣传要点》的报告后说：“现在干活是一人干，二人看，晚来早去，提前吃饭，迟到不记账，加班要记上，旷工照拿钱。这种状况不应继续下去，党提出精兵简政，是接近正确的。”
    这两个宣传要点是进行口头宣传用的，并且是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印制并编号，发至县级以上党委，大中型工矿企业党委和大专学校党委，不准登报翻印，事后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收回。为此，各地首先培训了一批报告员，分头到各单位，主要是精简任务大的单位作报告，传达宣传要点的精神。在农村则以区或公社为单位组织生产大队长、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学习宣传要点，再由他们向社员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湖北省委在一份给中央中南局和中央的关于贯彻执行这两个宣传要点的情况报告中说：“许多人原来认为，精简就是有了‘危机’，是让工人‘失业’。有些干部在开始也感到精简宣传不好开口，‘来是我们请来的，养不活又叫他们回去’，觉得理亏。对此，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宣传中强调了精简的积极意义，说明了今天的精简与过去失业的原则区别，在工作中切实体现了对被减人员负责到底的精神。”“这样，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语言，对于武装骨干思想，解决被减人员回乡不光彩的想法，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听了报告，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共产党实事求是了，讲了真话，都愿意搞好党所分配的工作。工人、农民则普遍感到，党把困难向他们讲清楚，交底交心，正是相信他们，依靠他们，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当众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都深受感动。”
    1962年6月2日，上海虹桥区委宣传部在益民食品一厂、中国自动电讯器材厂、计算机打字机厂和联一橡胶厂的67名工人骨干（内有党员42人，团员11人，多为车间的党工团干部、生产组长和生产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中试讲了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这些工人的普遍反映是：“看到了困难，了解了底牌，但思想准备不足，震动比较大。”
    通过宣讲，工人们普遍感到底牌摊足了，困难亮了底。中国自动电讯器材厂一位非党车间主任说：“这次底牌摊得蛮有效，有困难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了。”益民食品一厂机动车间团支部书记说：“以前对困难总觉得看不见，摸不着，今天这样摊牌蛮好，这样就好调动大家服困难的积极性。”同时，工人们也觉得，只有支援农业这条路，别的办法都不行。相当多的人说：“困难已经摆得蛮清爽，国家也动了不少脑筋，别样办法也不来事，大家孵在一道下去坐吃山空也不是路，只有压缩城镇人口，下乡支援农业才是服困难的办法。”益民食品一厂代乳车间一位工人说：“本来听到外面关厂总觉得不舒服，今天听了报告晓得了，没有任务或者任务少，就不应硬撑，否则就要消耗材料、燃料和电力，多开一个伙仓，就等于给国家增加了困难。”
    这几年，城市职工普遍感到生活水平下降，自然也清楚国家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到底什么样的困难，困难的程度怎样，并不知底。因为当时报纸上、广播里讲的还是大好形势，讲的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公开承认：“我国的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农业的恢复，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并且明确提出，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劳动力不足，畜力不足，耕地减少，肥料减少，其他一些生产条件也比过去差多了，所以，“从现在起，恢复农业生产，估计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这使许多人感到有些意外。益民食品一厂代乳车间一位团员工人说：“困难不摊不晓得，摊了以后真是大吃一惊！本来我想：箱子底已经翻了两年了，*好不要再翻了。”同一车间的另一位党员工人说：“困难我是晓得，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周*报告（按：指*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讲*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国民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我总想：像现在这种困难局面*多再保持它二三年，这次一听，恢复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真没想到。”
    对于出现这种严重困难的原因，《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中主要是讲了两个方面，一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二是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对于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宣传要点认为主要是：“没有按照*所指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农、轻、重的秩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对农业增产的可能性估计过高，过多地抽调了农村劳动力；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方针、政策定得也不接近妥当，在一个时期内，农村中刮起了严重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对工业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缺乏综合平衡。”这些自然也是对的。但是，造成困难的原因，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一系列“左”倾错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可能对所谓“三面红旗”加以否定，能够公开承认领导工作中出现了缺点和错误，已经是**不容易了。
    然而，工人们对宣传要点中的这个解释还是有不同看法的。上海联一橡胶厂二车间一位老工人说：“为啥我们的国家今天变到这种地步？”停了一会，又说：“既然中央已经检讨了，也就不必再追赶了。”益民食品厂冷饮车间党支部书记说：“这个报告中，自然灾害讲得太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说服人，我看是个问题。”
    《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中，对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条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农业战线所需要的劳动力，增加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对农业的领导加强了，就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听了宣讲的许多工人觉得未必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有的工人说：“原来农民多产以后就可以自己多吃一点，而工人下乡后就要吃掉这部分粮，还不是增加负担吗？”也有的人说：“现在不是去人不去人的问题，而是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国家*好想个办法，让农民像爱护自留地那样来爱护公社的田就好了。”还有的人说：“土地到户的办法可以考虑一下，也不要讲人民公社不人民公社的形式，标准应该是产量高。”“当前农村反映是人多地少，乡下顶大的困难是肥料问题，要肥料就要养猪，要养猪就要饲料，这也不是人去了就能解决的。”还有的工人说：“几年来造成的损失，等于付学费，我想不通。怎么能拿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生活来付学费呢？太轻描淡写了。你们犯了错误，检讨检讨，有什么用，困难还是要我们服。”
    1962年6月初，天津市委便开始部署传达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经过一段时间的骨干培训，从6月10日起，各大中型企业陆续向干部群众作报告宣传。干部、群众总的反映是宣传要点实事求是，入情入理，使人心服口服。很多人说：“过去一做报告，就是大好形势，成绩是主要的，跟实际情况对不上路，听了不解决问题；这回一上来就摆困难，检查缺点，指出办法，听了觉得是那么回事。”
    天津很多干部、群众，以前听报告，老听领导讲“形势好转”“困难到头”，又看到去冬今春雨水较多，农村大力贯彻“农业六十条”，估计夏收可能不错，于是也跟着乐观地认为：“困难大概越来越少”，“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可是5月以后，粮食供应时不再全是米面，而有部分山芋干，接着又宣布大规模地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思想上搞不通，觉得不是形势已经好起来了么？听了报告后说：“困难不是一天造成的，服困难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事，应该做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也有的职工说：“过去以为困难只是农业受灾，心想只要夏收连着来几个好收成，困难就能服；现在才知道造成困难的原因还有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工业建设规模太大，看来服困难需要较长的时间，从多方面努力。”
    有的职工对中央和天津市委检讨缺点错误、承担责任，表示满意。有干部群众说：“历朝历代没有哪个领导人敢于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点。”有的说：“国家这么大，这个家不好当，过去工作上有问题，大家都有责任。”还有的说：“只要中央有这样大的决心，困难就容易服了。”不少工人表示：“自己虽有困难，但国家困难更大，要把自己的小困难服从国家的大困难。”“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们人人都来分担一些，困难就好服了。”天津毛绒厂老工人李福生听了报告后说：“听了报告又痛快，又惭愧。痛快是过去老讲形势大好，实际问题很多，不讲实话，这次报告领导把底交了，心里很痛快；惭愧的是，过去对市场东西供应少，思想也搞不通，有情绪，其实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给地主扛长活的日子比起来，现在生活好得多。想想过去，再埋怨现在的生活实在不应该。”这个厂另一位老工人出身的干部说：“现在不管怎么样，没向帝国主义低头，就是不错。我们人穷志不穷。即使粮食有困难，我也痛快，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是同过去不一样了。”
    自然，天津工人在听了《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报告后，也有不少“模糊认识和抵触情绪”。有人说：“困难这么大，中央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不相信群众？”“中央说五年后，也就是1967年才能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从1958年到1967年这10年中生产一点也没有增长，人民生活反倒下降了。如果不，稳步前进的话，也许还能增加点生产，改善点生活。”“过去总讲成绩和缺点是九比一，这回未讲成绩是主要的，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几比几的关系？”
    还有的人不同意报告中的“天灾是主要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执行中出了问题”，“缺乏经验”，“*早就指出了，早就料到了”等等说法。他们说：“为什么各个地方犯的错误都是一样，看来还是中央政策有问题！”“受灾的地方减产，不受灾的地方也减产，这怎么解释？”“*早就料到了，怎么不早纠正？”
    在讨论中，也有的人认为精简职工、城市人口下乡只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有人认为，当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减产，而减产的原因并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相当多的人认为解决农民积极性的根本办法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土地还家”，或者给农民一部分口粮田。提出这种主张的干部、职工不在少数，天津地毯厂在讨论中有80%的党员干部有此主张。可见，包产到户不仅是当时农民的普遍要求，也是广大城市职工的共同认识。遗憾的是，包产到户刚刚萌芽，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纠正”了。
    北京市一些工厂和企业对《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也有类似的反映。
    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人听了宣讲《宣传要点》的报告后说，这次报告形势讲得很清，底子交代明，困难揭开来，大家想办法。有的说：“过去的报告，总是先讲一大套成绩，这次开门见山，有什么说什么，对工人不隐瞒。”北京市建筑一公司一位老木工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好的报告，直爽，诚恳，听了过瘾。这是国家对我们工人的信任。国民党是怎样也不会对我们工人讲的。”还有的工人说：“回想旧社会，给资本家干活时，早上讲不要你，你早上就得滚蛋，没有路费，只有卖衣服，卖铺盖。现在我们的党不一样，什么都给安排了，旧社会哪能有这样好，这不能叫解雇。”北京国棉二厂一位老工人说：“党把我从上海调到北京，我没讲二话，这次党叫我回去农村，也不讲二话。”
    也有少数人对宣传要点有怀疑，产生埋怨、抵触情绪。北京国棉一厂有的工人在讨论《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时说：“1960年减定量、吃棉秆皮、喝酱油汤时，领导上还说大好形势，现在有了肉票、黄豆，小孩增加了粮食，生活有了好转，你们倒说有严重困难，过去老拿‘三六九’（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当法宝，现在又拿困难当挡箭牌，反正领导说什么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有的职工埋怨领导，说当前困难和工作上的缺点是领导造成的，但领导自己动动嘴，检讨一下，就算服困难，反正下边倒霉。北京国棉三厂一个工人说：“我老家在无锡，根本没有什么灾荒，为什么也吃不饱呢？”还有的工人不相信这几年增加了人口，他们说：“这两年光喝稀的，那能会增加人口？”也有的干部说：“以前宣传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又说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又怎么解释？”

    二、 精简中的“思想问题”

    那么，那些根据文件被列为精简对象的人，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一车间有工人427人，其中1958年以后入厂的工人184人，占431%。这184人中来自农村并符合回乡条件的有131人，占新工人总数的712%。据当时的一份调查分析，这131人中，对待精简回乡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认识比较清楚，表示响应党的号召回农村”的77人，占够回农村条件职工的588%。如一位家在农村的清理工说：“目前我们的农业还没有过关，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没有粮食，什么事也办不成，党号召大力支援农业是十分正确的。叫我回去没有问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二是本人愿意回农村，但家属思想不通的29人，占221%。该车间一位化铁工，已经办了回乡手续，他爱人说：“你要回农村，咱们就各奔东西。”有些人由于家属拉后腿，思想矛盾很大，动摇不定。
    三是有条件回农村，但是不愿回去的25人，占191%。如一位精整工说：“我出来就是为了到工厂，只要让我在工厂，不管干什么活都行。现在不是国家有困难吗，少给定量或者不给工资光管吃饭也行。”
    北京市电车公司无轨一厂职工听了形势报告后，对精简也是反映强烈。这个单位1958年以来从农村来的职工有107人。据分析，其中对形势认识清楚，表示响应精简号召，准备回去的有21人，占196%；思想沉重，情绪波动大，工作精力不集中的有36人，占336%；观望等待的50人，占467%。
    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化工厂工地1958年以后入厂的新工人225名，这些人对待精简的思想状态，也可以分为三类。**类，愿意回乡的，约占20%。这一类人一方面由于家中缺乏劳动力需要回去；另一方面是看到前一阶段遣送自流农民还乡，给的待遇较高，觉得比在工地苦干一两个月还强，不如早点走人。第二类，表示可走可不走，约占50%。这类人大部分是农村的基本群众。有个工人说：“我已经受了组织上的几年教育，现在党提出大办农业的号召，如果需要我回去，我就回去；没有通知让我回去以前，我仍然要做好工作。”第三类，害怕还乡的，约占30%。这类人大部分表现积极，希望能够留下来，小部分表现不好，不安心工作。
    中央、国务院决定再减少职工1000多万，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后，广东有不少职工、学生提出：周*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为什么现在还要大压缩？有的工人说，宁愿减少工资，也要把工厂维持下去，要苦大家苦一点嘛！有的学生说，宁愿减少助学金，也不应关学校。有的教师说，教育是长期的事业，创业不易，宁可忍痛一时，也不要关闭学校。
    广州拖拉机厂有的工人说：“说什么工人不会失业，是铁饭碗，现在铁饭碗也打破了。”有的女工说：“妇女翻身，现在不知道翻到哪里去了，压缩就压缩我们，离厂的八成是女工。”有的女工接到离厂通知后，当场就哭了，别的女工也跟着哭。还有的工人打算到香港去谋生，并陆续提出申请。他们说：“明知香港不好，但是没有路走，只得‘督卒过河’。”“香港是不好，但有大生大死（可能发财，也可能倒霉），总比在广州半死不活好。”
    有的职工听了精简报告，心中忐忑不安，生怕自己被列为精简对象。天津和平区一位粮店经理，听了精简的动员报告后，带了一名职工去算卦，他写出了一个“中”字，由于心里紧张，“中”字没有写出头，算卦的说：“好，好在不出头，别带头就走不了。”两人回去以后，就再也不抛头露面，也不积极参加会议了。
    也有相当多的人发牢骚、讲怪话，发泄不满情绪。
    广州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觉得共产党领导下有三件事*好，职业是铁饭碗，物价平稳，社会治安好。现在这三件都变了。现在是，口粮低，物价贵，偷盗多，钞票不值钱，还有失学失业。”广东佛山市有人说，压缩城市人口违反宪法，因为宪法规定人民有居住的自由。广州有的工人埋怨说：“工作是你们搞坏的，困难却要我们担当。”
    湖南长沙有的干部说：“政治形势好转，经济形势更困难了；农村开始好转，城市问题越来越多；农业开始好转，工业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困难开始好转，厂子困难重重。”还有的干部说：“现在困难比长征和抗日时期牵涉面广。过去是二三十万觉悟较高的人的困难，现在是六亿多人民的困难。长征、抗日的困难是敌人强加我们头上的，群众与我们同仇敌忾，现在的困难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和天空造成的，群众埋怨党。现在的困难比长征困难时间长，已经过了两三年，还有四五年。现在的日子，是由富到穷，由宽到窄，过去总讲社会主义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现在遇到如此严重的困难，群众思想上没有准备。”
    武汉鼓风机厂有的工人说：“搞工业把农村的人调到城市里来，工业搞垮了，又把工人往农村里赶，真是无计划，无安排。”
    陕西则有职工说：“资本家叫倒闭，我们叫停厂；资本家叫开除，我们叫下放；美国叫失业，我们叫精简。反正我们没事干，还不是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
    出现这样那样牢骚、怪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奇怪的。的确，1949年以来，中国始终保持了物价的稳定，并且实行的是“铁饭碗”制度，一个人一旦成为国家职工，就没有失业之虞。工资虽然不高，但物价也不高，而且还有各种劳保福利，实际上就进了保险箱，而且政治地位也高，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现在，广大群众虽然也知道经济遇到了困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能体谅国家的难处，但精简职工就意味着要打破他的铁饭碗，要将工人身份重新变为农民身份，要从生活相对有保障的城市回到靠天吃饭、靠力气吃饭的农村，这里既有面子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而且，“”以来，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对“”的所谓成绩作了夸大其词的宣传，而遇到困难之后，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掩盖真相，不及时向群众讲实话，现在要群众一下子接受面临严重困难的现实，他们中的确会有一些人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其实，上面这些所谓“糊涂认识”并不糊涂，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道出了问题之本质所在。
    当然，当时也确有人在精简问题上有糊涂认识。
    武汉鼓风机厂有的工人认为，精简是为了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疏散城市人口。有人说：“政府精简职工的目的，就是把技术工人疏散到农村去。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子弹首先炸城市。如果城市毁灭了，技术工人可以重新建设城市，又可以恢复和发展农业。这是准备两套本钱。”还有工人说，精简是政府拿工人出气。该厂一位工人看了报纸上发表印度侵犯我国领土的消息后说：“中国老是让印度，怎么这么没有用？要打就打，何必害得人民遭殃，七减人，八减人，拿工人出气。”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下发后，北京顺义县一部分工人中居然流行着精简后涨工资的说法，使得有些工人写好了回乡申请后又将申请书放在兜里，观望是否涨工资。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有的家属则说：“现在吃菜不要钱，精简后吃粮食也不要钱。”还有的工人说：“精简之后。城市可好了，升级涨工资，房子也解决了。”
    然而，精简是大势所趋。那些被列为精简对象的职工们自然也懂得精简的意义，但是，从内心里，他们又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单位，有相当多的人面对将被精简的现实，显得十分的无奈，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来拖延或企图躲避精简。
    北京电车公司修配厂有一名女工，是团支部委员和工会文艺积极分子，听了有关精简的形势报告后，知道1958年从农村来的职工都要精简回去，与同村同时进厂的另一名女工，跑到永定门外护城河边的麦田里，两人哭到凌晨2点。后来领导找她了解，说是舍不得离开工厂。
    前面提到的武汉鼓风机厂1958年以来进厂的工人，在听了精简的报告后，普遍顾虑重重，有埋怨情绪，不少人不愿意回家。有人认为，学了几年技术，回农村可惜；有人认为，农村又苦、又累、又脏；有的怕回去丢脸，他们说：“出来支援工业是敲锣打鼓送出来的，现在是灰溜溜地回去，怕别人看不起。”有的工人说：“进厂以来，搞基建、大办钢铁、上水利、搞事业，我们出了力。现在动员回农村，一开口就是1958年来的，真倒霉！早知道，不该1958年进厂！”女工更是怕精简后丈夫看不起，受老人气，怕没有零钱，认为还是妇女倒霉。
    这个工厂不愿离厂的工人，对精简采取的对策是：
    一是拖：认为“运动一阵风，先紧后来松”，准备想办法拖过去这一关。
    二是躲：这个厂金工车间有28名女工，听了精简动员报告后，有24人不上班。她们说：“不上班，你找不到我，也没有办法动员我走，将来项多打几个旷工。”
    三是变：过去消极的工人，变得积极了。
    四是比：同一些和自己条件相同的干部、家属比，并且说：“他们不走，我也不走。”
    五是骂：有的公开发牢骚、谩骂。有的工人说：“要我回去，我就当二道贩子（指搞投机倒把），有什么办法？政府逼我干的嘛！”
    也有的职工用写打油诗的方式发泄对精简的不满。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厕所里就有人写了这样的打油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千方百计，保住户口”；“形势大好，困难不少，对象好找，户口难保”。北京木材厂一名临时工得知将精简后，写打油诗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工人下放了，用着你朝前走，不用就给你一脚，踢出大门不管了，现在形势倒很好，苏联与美国勾上了。”
    减少城镇人口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动员职工家属回乡。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职工属于精简对象，家属应一同回乡；还有一种是职工不属于精简范围，但家属来自农村，应当回乡。将这部分人动员回乡也有相当的难度。据河北省对省直机关45个部门的不接近统计，共有工作人员11599人，带家属的工作人员4460人，带有家属15885人。其中，1958年以来来自农村的家属344户、909人，内有还乡对象246户、666人。1962年7月初，河北省直机关开始精简动员，经过20多天的工作，至7月30日，才动员了44户、135人回乡。据河北省精简委员会*机关小组的分析，家属还乡工作之所以迟迟不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些部门，领导上未能把机关精简和家属下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顾此失彼，放松了对家属还乡的领导。有些部门，领导做了传达动员之后，就把这项工作交给机关工会或几个一般干部去搞，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少数比较负责（按：原文如此）干部的家属是还乡对象，本人恋恋不舍，不愿让其还乡，因而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服动员别人。”二是家属“一个普遍的思想是留恋城市生活”，“比较普遍地存在还乡对象互相攀比，彼此观望现象”。家属们说：“吃着自在粮，住着大楼房，农村脏又累，每天五六两，要在城市过，坚决不回乡。”有的机关职工尽管生活很困难，甚至子女拾破烂，摆小人书摊，也要凑合着过城市生活。有的家属说：“派出所给我登上了正式户口，机关为什么还动员我们还乡？”有的家属威胁说：“谁来动员我，我就到谁家上吊。”
    至于其他属于下乡对象的城市居民，同样大多不愿回乡。据广西桂林市对八个街道办事处的调查，在居民中，还乡对象有2212人（不包括集体户口的职工家属），占总人口的275%。进行精简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的动员之后，居民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群众思想比较混乱，惶惶不安。听了报告后，三三两两的人在一起议论，说今年压缩城市人口要比去年多，将比去年厉害，看来去年不走可以，今年不走不行了。
    二是搬迁地址、户口，想方设法逃避精简。北极路一位职工家属在街道干部找其谈话后，立即将户口迁到爱人所在单位。刘家园一户居民，1961年精简动员时拖着未走，这次听了精简动员报告后，立即迁到南环路居住。
    三是多方找借口，不愿还乡。北极路一位居民，爱人和儿子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她与一个女儿在市里做小贩，1961年动员未走，这次动员仍不愿回去，并且说：“回农村没有吃的，农村房子住不得，我一家已经死去三个人，你们又要我回去死吗？”还有的还乡对象以离婚相威胁，她们说：“要我回去就离婚。”也有的还乡对象急于找对象，认为这样就可以不回乡了。进行精简宣传后，桂林市结婚的青年骤然增多，有的街道每天有五六对青年申请结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广西其他城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柳州火柴厂有一位姓韦的女工，精简前有位张姓男青年追求她时，提出要男方由姓张改姓韦，男方要将自己的母亲赶回去，把她的母亲接来，还要男方送一块手表。听了精简动员后，不但不强调这三个条件，反而无条件地追求男方马上结婚。
    由此可见，不论是精简职工，还是减少城镇人口，当时是有不少思想阻力的。

    三、 精简人员的安置

    那么，这些人又是如何精简下乡的呢？
    河北省石家庄市国棉三厂（以下简称“石棉三厂”）是一家大型纺织企业，拥有纱锭85500枚，布机3269台。全厂有职工6024人，其中干部392人，工人5632人；男工人2235人，占工人总数的397%；女工3397人，占工人总数的603%；1957年以前参加工作的有4046人，占工人总数的718%；1958年以来参加工作的1586人，占工人总数的282%。农村有家可归、能够安置回乡的职工1871人，占职工总数的309%，其中1957年以前参加工作的1146人，1958年以来参加工作的735人。
    石棉三厂是一家确定关闭的企业。从1962年5月初到7月上旬，该厂动员职工回乡1456人，占回乡对象的7782%，到其他单位顶替回乡职工的1171人，去煤炭井下劳动的18人，加以回乡从事家务劳动、服兵役等，共安置了2800多人，生产也有秩序地停了下来。
    这个厂的特点是老工人多，女工多，带家属的多，双职工多，劳动条件又好，工资又高，因而当时大多数家在农村的职工不愿回乡。加上这家厂1961年已动员一批易于还乡的职工还乡了，精简工作也就更为艰巨。石棉三厂党委针对这种情况，在精简工作开始前，就强调动员工作要做仔细，并具体规定了三点要求：
    一是对还乡职工坚持耐心说服教育，思想通一个，走一个，通一批，走一批，一个思想不通，一个不走。
    二是及时掌握思想动态，不断摸底排队。调查分析，对职工中各种不同的思想情况，及时进行针对性教育。
    三是车间总支书记要亲自找精简对象谈话，谈话前要做充分准备，并弄清职工家庭情况、回家有无困难，同时不要轻易许愿。
    由于事前有了一定的思想酝酿和准备工作，1962年5月初，精简动员报告之后，一些觉悟较高，或困难较小的职工，便积极响应精简号召回到农村，一批比较容易动员回乡的职工走了。但是，到了5月下旬，精简工作进入了停滞状态，各车间、支部普遍发生了“顶牛”现象。5月25日这天，全厂各车间共找40个精简对象谈话，动员他们回乡，结果只做通了11人的工作。有一个车间谈话的17人中，一个也没有谈通。
    这时，大多数工人在等待观望，互相攀比，有技术的工人和没有技术的老工人比新工人，群众比党员。一部分党团员骨干响应号召，带头下乡走了；有些党团员自己是精简对象，但不愿意回乡，不但起不了带头作用，反而在群众中产生消极影响。用什么办法改变这种“顶牛”局面，有的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认为，用说服谈话的方法太软了，还得用硬办法。他们说：“说服谈话，越谈问题越多，不如公布名单就走人，随即冻结粮食关系，结算工资。”
    但是，工厂党委没有采取这种办法，而是召开车间党总支书记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围绕要不要相信群众，是不是大多数职工是能够识大体的，要不要依靠回乡中的骨干等问题开展讨论，统一认识。然后层层动员，逐次召开车间党总支扩大会议，班或工段支部扩大会议，吸收党团员骨干参加，进一步向骨干讲清国家经济困难的形势，本厂作为一个关厂企业的具体形势，要求骨干*好是带头下乡，如果暂时条件不成熟，也要积极在班上或工段做好工作，并将精简回乡对象的动员任务分包给每一个骨干。这样一来，通过两三个骨干做一个精简对象的思想工作，许多精简对象思想通了，纷纷表示愿意离厂回乡。
    石棉三厂精简工作的另一条经验是不断对职工进行形势教育，使职工体谅国家的困难，为国家的困难分忧。细纱车间有个叫王国元的工人，1956年入厂，家在灾区。精简前，他的父亲来厂看他时告诉他，家中生活很苦，每人每天吃二两粮。精简工作开始时，他对支部书记说：“你要让我活着，就别动员我走；如果让我死，就动员我走。”可是，王国元学习了中央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后，却自愿申请回乡。他说：“我过去没有想到国家有这么大的困难，国家困难比我的大，一天吃二两粮，不只我一个人，这个困难，我自己可以服。能回农村都回农村，农业加强了，大伙就不吃二两粮了。”
    当然，讲形势要讲到职工的心坎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石棉三厂开始几次讲形势，职工觉得新鲜，爱听，也认真讨论。时间一长，讲得多了，职工也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们说：“一讲形势，就是国家有困难，有困难就让我们承担，就回乡生产，老是那么一套。”相当多的工人也承认国家有困难，知道关厂是必然的，但下不了决心回农村，希望还有到别的厂“顶替”的机会。
    于是，这个厂改变了讲形势的办法，首先承认精简的确给职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再说如何正确地对待国家与个人的困难。织造车间机修工周贵堂是名共青团员，工作一贯积极，技术也好，但属于精简对象。工段党支部动员了几次，都被他顶回来了。他说：“大道理我都懂了，别找我谈了。给我家盖上了房子，我就走，我是以厂为家，要是愿意去农村，就不来城市了。”后来，车间党总支书记亲自找他谈心，诚恳地对他说：“贵堂，你有一定的技术，国家培养了你六七年，厂党委不愿意让你走，国家也不愿意让你走，去年我们没有动员你，今年需要动员更多的人下乡，你有条件，希望你能回乡。你确有困难，你家的房子紧……”讲到这里，周贵堂默默点了头，听进去了。总支书记接着说：“据我了解，许多人的房子都紧，如果把每个职工的困难都集中起来，国家的困难就会更大，如果大家来分担困难，困难就比较容易服。”这样一来，周贵堂的思想通了，第二天就办了手续回乡了。这个厂的干部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工人，确是好工人。”这话一点也不假。中国的工人是好工人，中国的农民也是好农民。有了这么好的人民，的确没有什么服不了的困难。当然，我们更希望不要再让我们的人民承担这样的责任。
    石棉三厂精简工作比较顺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切实帮助解决精简职工的实际困难。全厂各个车间都组织了服务队，随时为被精简的职工服务，帮助他们办理各种手续，整理行李，搬家具，买车票，对个别拖家带口、交通不便的职工，还派专人护送到家。对于已经回乡的职工，如果发生了意外困难，工厂仍给予热情帮助。织造车间工人刘秋立，回乡遭了火灾，房子、衣物全都烧掉了，生活很困难，工厂知道后，派了厂工会到他家慰问，还带了100元钱和40尺布票，使这位职工很受感动。
    广西南宁机械厂在精简**批回乡职工的基础上，从1962年5月16日至5月26日，又精简了第二批1958年入厂的职工90名（主要是家住城市的职工）。该厂精简职工的方法是按先易后难、能走先走的原则，首先处理到农村和农场，然后处理到别厂顶替，*后办理回家当家属和转到本厂独立核算单位。工作步骤是：**步摸底排队，制订方案，联系安置；第二步思想动员，小组讨论，提高认识，自己申请报名，领导批准；第三步办理手续，欢送离厂。
    这个厂在精简前所谓摸底的主要内容，一是精简对象思想活动的底，二是精简对象家庭情况及家属态度的底，三是精简对象有什么实际困难的底。在摸清了底的基础上进行排队，将精简对象分为三类：**类是服从组织分配，愿意去农村或农场的；第二类是基本服从组织分配，愿意去别厂顶替的，或者愿意回家当家属的；第三类是表示不服从组织分配，想跑到街上散捞或赖死不走的。在排队的基础上，重点做第三类职工的工作，力争使**类职工变成大多数。
    精简前，这个厂的工人也议论纷纷，说“农村的走了，轮到我们城市了”。为了稳定1958年以后入厂的大部分家在城市、不是精简对象的职工的思想，他们在精简动员后有意识地进行个别交底，既向那些不是精简对象但思想波动的职工交底，使他们安心生产；同时也向那些不是精简对象的骨干交底，使他们去做精简对象的思想工作，这样就稳定了多数人。
    由于这批精简对象多是生长在城市的，有的人不愿去农村或农场，怕去了以后日晒雨淋太辛苦；怕收入少，粮食不够吃；怕做一辈子农民；怕找不到爱人。因此，他们有四想：想到别厂顶替；想回街道做投机买卖、散工或手工业修理；想回家当家属；想回家养鸡鸭，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卖赚钱。针对这些情况，厂党委大讲支援农业的重要性，讲服从分配到农业岗位上光荣，表扬那些自愿去农村或农场的职工，说明回家搞自由市场是行不通的，对每个精简对象进行反复的思想工作。如此等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全厂精简任务。
    北京丰台桥梁厂的精简工作曾得到中央华北局的好评，华北局专门发文介绍了这个厂的经验。
    丰台桥梁厂在精简时，也和前面这些单位一样，先对职工进行排队摸底。该厂领导对1958年以后从新农村来的新工人一个个地排队摸底，摸底的内容也更详细，包括：家在何处，在哪个公社，家庭经济状况和劳动力情况怎样；如果已婚，爱人在何处，父母在本市还是老家；本人进厂是公社介绍的，还是自己跑出来的，或者其他单位介绍来的；本人现在干的哪个工种，生产上能否离开；平时对支援农业的认识怎样；动员回乡有些什么问题，会有什么问题；本人在工厂有无债务；身体状况怎样，有无疾病、公伤等。
    丰台桥梁厂在精简工作中，还十分注意对职工回乡后遇到困难情况的调查。回乡工人多的地方，就派专人去了解；回乡工人少的，就写信去了解。联系的内容主要是社、队对自留地、口粮、住房、烧柴等具体问题能否解决，工人到农村去有何顾虑等内容。
    丰台桥梁厂精简工作还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一个地做精简对象的思想工作。新工人韩二章，河北临城人。1961年精简时，他本人提出要落户到爱人家乡通县，后因当地派出所不收没去成。1962年精简时，韩本人要求回老家，可他爱人不同意，并提出要离婚。工厂知道这个情况后，首先派人到通县做他岳母的工作，他岳母对韩回农村支援农业没有意见，但因为只有一个女儿，就是不让女儿去临城。工厂以后又派人去长辛店去做他妻哥的工作。他妻哥**支持厂里的意见，并共同动员他爱人。结果，夫妻俩一起去了临城。
    前面介绍的，都是在精简工作中比较成功的经验。这场涉及1000多万职工，2000万城镇人口的大精简，自然不可能每个单位都能做到这样。
    有的单位在精简过程中，不向职工讲清形势，不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一些思想不通或确实有实际困难一时走不了的人，采取强制甚至欺骗的办法，将他们逼走或骗走。北京有一家大厂的领导找被精简人员谈话说：“让你走，你不走，今年中央和市委有新的指示，对下放对象要打硬仗，谁不走就扣工资、减（粮食）定量、停止工作，组织起来统一处理。中央的政策对你们不可能总是说服动员，你们不要错误地理解党的政策，政策就是又动员又强制，软中硬。”天津某电厂有一名职工，1961年4月因工伤肺部裂口吐血，休息一段时间后又继续上班。1962年5月旧病复发，臥病在床。厂领导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她办了退职手续。她不同意，找厂领导反映情况，党委书记和厂长都避而不见，还当即停了其口粮，由厂里派人将其送回原籍。
    辽宁有两家工厂在精简工作中，还因工作粗糙和干部办事不公、庇护亲友，引起工人请愿闹事。
    锦州市有一家纺织厂，厂党委对精简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认识，工作方法简单，将精简1958年以来入厂的新职工的任务，交给纺纱车间的团总支书记负责，团总支书记又将其委托给生产小组长去完成。小组长仅向工人宣布：“你们明天到行政科去办理退职手续吧！”精简动员就算结束了。当工人说生活有困难不愿退职时，团总支书记申斥工人说：“你们一星期后按自动退职处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更严重的是，这个厂有的干部借精简职工之机，将自己的亲友安排到条件较好的单位或岗位上去，在工人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有个老工人说：“我经历了四次关厂（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解放初期和这次），但只有这次关厂党处处给我着想，我没啥可说的，就是有些干部在安排工人中‘官官相护’，这种作风和伪满、国民党差不多。”由于没有进行耐心细致的精简动员，加之干部借机以权谋私，以致有20名左右1958年后入厂的工人去该厂党委和市委请愿。后经市委工业负责人亲自接待并作了明确答复后，事态才平息下来。
    抚顺有家工厂，精简了100多名新老工人。由于该厂亏损严重，无钱发放生产补助金和退职金，又未很好地向职工进行宣传解释，工人意见很大。工人们找到上级单位市手工业管理局，该局工资科长只简单地说：“工厂无钱，没办法。”管理局局长则在局里的干部大会上说：“要钱没有，要脑袋就一个。”该厂厂长回来后把这句话向工人“传达”了，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大家都认为领导不讲理。有的工人情绪激动地说：“好吧！就要个脑袋。”于是连续六次到市精简办公室请愿。
    甚至还有个别企业由于精简工作粗糙，被精简对象思想不通而自杀的。
    辽宁抚顺某厂有一女工，1959年参加工作，家住吉林农村，在家乡读书时因作风问题受过处分。现在像这类事情当然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精简时，她再三要求不要回原籍，工厂领导也知道这个情况，但仍然机械地强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坚持要把这个女工送回原地，并硬要将其户口和粮食关系迁出。这位女工走投无路，*后到市精简办公室交了“绝命书”然后用刀刺咽喉自杀，幸亏发现及时才幸免一死。
    据有关部门统计，1962年1月至5月，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共发生因精简而自杀的事件30起，死亡24人，还发生了大小闹事数起。1962年4月到6月，哈尔滨全市发生精简人员自杀事件21起，死亡5人；精简人员行凶未遂事件32起。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这类事件。
    当年，数千万职工和城市居民被精简回乡或下乡，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情况：
    **种，积极响应号召，主动、自愿精简回乡的。这里面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家里缺乏劳动力，需要回去的；二是由于农村形势的好转早于城市，觉得回去有自留地，可搞家庭副业，来钱快，比在城市当工人划算的；三是本人是党团员骨干，虽然也觉得城市比农村好，但在此关键时刻需要带头回乡的。
    第二种，从内心里不愿被精简回农村，但大势所趋，政策不可违抗，他们既明白不精简人口就难以渡过目前严重困难的道理，也知道国家这样做是迫不得已，但回去以后城乡的差别又使他们对城市生活恋恋不舍。经过动员，加之**种人的表率作用，他们还是接受了精简，回到了农村。应该说，这种人占了精简对象的大多数。
    第三种，本人的确有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又不愿回到农村过艰苦生活，采取各种方式逃避精简。对于这种人，做得好的单位是对其反复进行思想动员，并解决其具体困难*终回乡；工作简单粗糙的单位，则采取停发工资、冻结口粮、强制遣送的办法迫使其回乡。
    这么多的职工被精简下来，要将其进行妥善安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62年5月，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中，曾对安置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决定指出：由于减人的任务大，加之今后精简的对象不仅有来自农村的新工人，还有较老的职工及家居城镇的职工和各方面的干部，安置的问题较多，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因此，“党政领导机关，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予以安置，务使各得其所” 。安置*主要的办法，就是使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职工都到农村安家落户。同时在条件好、见效快的地方，新建一些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安置无法到农村去的职工和城市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
    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1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精简下来的职工，主要应当安置到农村。凡是来自农村能够回乡的，都应当说服他们回本乡的生产队去参加农业生产；如果原籍是灾区或者因为回乡职工过多而无法安置的，可以由省、市、自治区和专、县三级统筹，将其安置到非灾区和回乡职工较少的生产队去。原生长在城市的职工凡自愿下乡落户的，可以安置到有亲朋照顾和条件较好的生产队，或者由干部带领到缺乏劳动力的公社去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
    对于精简下来的老、弱、残职工，则采取如下办法安置：**，凡符合条件退休的，作退休职工安置；第二，全部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但又不具备退休条件的老、弱、残职工，可作退职处理；第三，1945年8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和相当于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因年老、体弱不能工作，又不宜作退休、退职处理的，由原单位或者人事部门作为编外人员，按1955年12月发布执行的《*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的规定享受工资福利待遇。至于精简下来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可以安置到农场或牧场、林场、渔场；少数属于编制定员以内但目前生产、工作上暂时不需用的职工，可带部分工资回乡、回家，待日后生产、工作需要时，再经主管部门批准后调回；某些必须保留下来的条件适当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中具有特殊技能的骨干，可调到一定的学校学习或者组织轮训，工资照发。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工业之所以要作大幅度调整，确是因为农业拖了后脚，因此需要加强农业**线。但是，人民公社各种大办停止下来后，农村劳动力紧张的矛盾并不突出。农业生产上不去的原因，固然与工业方面占用过多的劳动力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一系列“左”倾农村政策导致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关键也在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个问题，“农业六十条”和下放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下半年后曾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在当时保持人民公社体制、不能搞包产到户的条件下，已经起到了这种作用。因此，广大农村对于增加劳动力并没有迫切的要求。
    事实上，大量城市人口下乡对农民的经济收入和日常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辽宁省新民县为例，该县红旗公社红东大队第二生产队原有47户，148人。城市居民还乡和新搬入了11户，67人。由于人口增加，人均口粮由353斤下降到了231斤。新民县过去外流人员很多，这些人临走时有的将房子的椽木扒掉卖了，未扒的也因为年久失修而坍塌，城市居民还乡后相当多的人没有房子住。
    当时，有相当多的农民对回乡职工特别是拖家带口的下乡户持不欢迎态度。新民县有的农民说：“还乡的劳动力是支援农村，下乡户是给农村增加负担。”这个县的门家网大队，1961年下半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了一春，开了20多垧地，可是由于下乡人员一下子增加了110多人，增加了10%左右的人口，社员算了账后说“白开了，分不到粮食”，表示坚决不再接收下乡人员。当县委工作组告诉他们还要安置一批下放人员时，干部和社员一听，意见很大。大队长说：“地种完了，荒开光了，房子也挤满了，再来人，谁说也不收。”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也说：“说思想话，恐怕政策又变了，过去要人要钱要粮，现在送人来吃饭，里外一样。”但是，中国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具有顾全大局、为国分忧的秉性。过去战争年代，中国农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没有农民的支持和参与，中国革命要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同样是能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的。当给他们讲了为什么要精简下放城市人口的道理后，干部群众的思想马上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困难还是这样严重啊！不行，还得拿出打蒋介石、斗地主的劲头，有困难也得接受新任务。”
    为了安置好回乡职工和其他下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