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历史·诗歌 关于爱森斯坦的三场视觉艺术讲座

对电影史经典名作的三重解读 艺术史家破译无声黑白中隐藏的情感密码 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是蒙太奇理论的奠基人，黑白默片《战舰波将金号》敷演了1905年“波将金”号军舰起义的史实。俄国水兵在乌克兰的港口敖德萨反抗军官的虐待，得到了民众支持，但随后遭到沙皇军队屠杀。影片表现敖德萨港口阶梯上民众奔逃的段落被誉为影史经典，蒙太奇美学的代表作。其中高速剪辑、特写等技术手段是影视艺术专业学生和文艺爱好者津津乐道的。 有名艺术史家、哲学家迪迪-于贝尔曼不止探讨了技术手段，还结合爱森斯坦的成长经历和知识背景，影片呈现方式的历史社会渊源，联系相关其他艺术作品的影像，解说了“经典之所以经典”，黑白默片如何超越时空、表现强烈而深沉的情感，重新阐释在当下或被理论界摒弃、或被商业简单消费的“悲怆”和“感性”的意义。

“OCAT研究中心年度讲座”是一个致力促进当代艺术史研究的开放性项目，2015年的年度讲座的题目为“影像、历史、诗歌：关于爱森斯坦的三场视觉艺术讲座”。迪迪-于贝尔曼围绕有名导演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展开，讲解影像的视觉结构如何创造出连贯的历史图景，又如何通过诗歌式的建构表现出来。
首讲从影片的纪实和抒情双重特质切入，追溯爱森斯坦的理论源头；第二讲关注影片的主要形式技巧，“蒙太奇”与特写；第三讲分析爱森斯坦电影的诗性结构及其营造出的史诗“氛围”。
讲座详细分析电影中的哀悼场景，以及由这种悲怆的塑造而为影片带来的心理意义上超乎寻常的强度，重新阐释在当下或被理论界摒弃、或被商业简单消费的“悲怆”和“感性”的意义，引导出对影像和时间之间多重关系的思考。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法国有名哲学家、艺术史学家，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迄今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出版了50多本关于图像理论与历史的著作，研究领域涵括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当代政治图像、阿比·瓦尔堡和瓦尔特·本雅明的理论遗产的继承和拓展。近几年的主要著作包括：《“想像博物馆”时代的艺术画册》（Hazan，2013）《夜蛾：幻象随笔II》（午夜出版社，2013，）《试着观看》与《感受沼气》（午夜出版社，2014）《历史之眼》(I-V，午夜出版社，2009-2015) 等。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曾在多所大学及学术机构讲学，并在世界各地策划了多个大型学术展览，包括：与Didier Semin 共同策划“印记”（L’Empreinte，蓬皮杜文化中心，1997）、“一地寓言”(Fables du lieu，法国弗雷努瓦国家当代艺术工作室，2001)、“阿特拉斯：如何肩负世界？”（西班牙马德里索菲亚皇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2013）、“成人的鬼故事” （弗雷努瓦、里约热内卢［2013］、贝鲁特［2014］与巴黎东京宫［2014］）等。

总述
第一讲 历史与诗歌
本讲问答
第二讲 剪切影像与近景眩晕
本讲问答
第三讲 氛围影像与远景眩晕
本讲问答
法文讲稿

     第一讲 历史与诗歌（节选） 理论从来不会脱离实践，也不会脱离体现理论的具体事物。我们需要观察个别的现实，在其中寻找近乎理论力量的东西，而不是闭门打造什么“一般理论”，不顾一切地套用在个别现实之上。因此，我不会泛泛地谈论影像、历史与诗歌的关系，而是希望具体讨论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觉对象，以之作为我们在美学问题中的向导。大家想必都十分熟悉这部电影：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 影片讲述的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一个有名片段，也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序曲。这部电影是1925年为纪念该事件发生二十周年而摄制的，爱森斯坦时年不过27岁。影片令人震撼的一点，是它在心理意义上格外紧张的特质，是它的情念。许多评论家［包括法国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都对爱森斯坦这部电影的“悲情”面貌持批评态度，仿佛情念一定标志着真实性的不足、戏剧化的谎言、对一切历史真实的夸张，甚至是某种政治瑕疵［这是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观点］。然而在我看来，值得探究的是对爱森斯坦而言，以“悲情”的方式建构政治叙述何以至关重要。我也很有兴趣同各位探讨，在中国，情感是如何获得集体表达的。正如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的［尤其是围绕瓦库林楚克（Vakoulintchouk）尸体的哀悼场景］，水手的冤死成为爱森斯坦试图描述的整个革命进程的触发点。在哀悼场景中，沉重的悼念化为每个人愤怒的反抗，继而演变为所有人的起义。 影片从每个人的情感出发（尤其是围绕死者的那些老妇人），自然会带有强烈的“抒情性”，但是不要误解：《战舰波将金号》的抒情，并非要使情念远离历史，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创造一种抽象的、超越时代的美好人性。相反，抒情性的引入恰恰是揭示1905年革命态势的方法，哪怕它在个别姿态中有所夸张。爱森斯坦的电影不仅是一件永恒的艺术品，而且还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之眼”。它既是纪实（chronique），又是诗歌；既是纪录片，又是悲剧。爱森斯坦显然汲取了多重的艺术源头，其中包括电影史，格里菲斯（D. W. Griffith）首当其冲。我们可以想到《党同伐异》（Intolérance），影片再现了阶级斗争和大屠杀；也可以想到《两个孤女》（Les Deux Orphelines），其情节的展开以巴士底狱的陷落和1792年9月的屠杀为背景。法国大革命的题材对爱森斯坦影响深远，不仅有电影，还有文学作品。作为《罢工》（La Grève）的创作者，他时常谈起自己对雨果《悲惨世界》的热爱。他在创作《战舰波将金号》的悼念和反抗场景时，怎能不想到雨果小说中题为“埋葬：再生之机”的章节？其中讲述的，恰恰是民众面对一位“有待讨回公正”的死者悲愤交加的场景： 他（拉马克将军，“位于左派与极左派之间，深受民众爱戴”）的去世令人哀悼。如同一切苦痛、哀悼可能转化为反抗。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 关于1832年巴黎的暴动和起义场景，雨果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描写——那是“悲情”的描写，时而近乎显微镜式的，时而又如宇宙般浩瀚，仿佛是在描绘一片巨浪、波涛，或者倾泻而至的风暴： 世上的奇事，莫过于一场暴动的初发。四面八方一齐发难。早有预见吗？不错。早有准备吗？不对。从哪儿爆发的？街道。从哪儿降临的？自天而降。［……］我们在这里从容逐个叙述的事件，当年却是在一片喧嚣沸腾声中，在城中各处同时爆发的，犹如一大阵滚雷声中无数道闪电。［……］暴动的真正领导者，是弥漫空间的一种莫名的狂热情感。这次起义突如其来，一只手筑起街垒，另一只手占领了驻军的几乎全部据点。［……］ 内战中有难以理解的征象，未知的各种迷雾，同这种熊熊大火搅在一起，革命成为斯芬克斯，谁经历一场街垒战，谁就以为做了一场梦。［……］人一走出街垒，就不知道所目睹的景象了。在街垒里，人变得可怕而不自知。在街垒里，包围人的战斗思想具有人的面孔，头脑中充满未来的光明。那里尽是躺着的尸体和站立的鬼魂。时间漫长，仿佛度过永恒的时刻。人生活在死亡中。鬼影幢幢。是什么呢？看到的是沾满鲜血的手，有的呼号，有的却不出声；人在烟雾中，也许还在黑夜里，真以为触摸到了未知深渊的凶险的湿壁；事后只看到自己的指甲里有红色的东西，经历的事却一概想不起来了。 P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