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元白诗笺证稿》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代表作，内容主要就是借助的元白二人的唐诗来考证唐史。《元白诗笺证稿》中的连昌宫词一章读起来好像侦探小说，层层推理，目不暇接。艳诗及悼亡诗一章客观清爽，也是有理有据。

第一章长恨歌／001
第二章琵琶引／042
第三章连昌宫词／057
第一说讨淮蔡时作／058
第二说淮蔡平后作／064
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077
附：《读〈莺莺传〉》／101
第五章新乐府／111
七德舞／123
法曲／136
二王后海漫漫／138
立部伎／142
华原磬／152
上阳白发人／154
胡旋女／160
新丰折臂翁／162
太行路／166
司天台／169
捕蝗／172
昆明春／174
城盐州／178
道州民／182
驯犀／186
五弦弹／189
蛮子朝／191
骠国乐／195
缚戎人／198
骊宫高／202
百炼镜／205
青石／206
两朱阁／208
西凉伎／209
八骏图／217
涧底松／218
牡丹芳／220
红线毯／225
杜陵叟／227
缭绫／228
卖炭翁／232
母别子／236
阴山道／237
时世妆／243
李夫人／245
陵园妾／249
盐商妇／252
杏为梁／256
井底引银瓶／260
官牛／262
紫毫笔／263
隋堤柳／265
草茫茫／267
古冢狐／268
黑潭龙／270
天可度／272
秦吉了／274
鸦九剑／275
釆诗官／277
第六章古题乐府／281
附论／287
作者附记／324

     第一章 长恨歌 《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云：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全唐诗》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云：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寅恪按：自来文人作品，其最能为他人所欣赏，最能于世间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负自夸者。若夫乐天之《长恨歌》，则据其自述之语，实系白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历干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中语)也。 虽然，古今中外之人读此诗者众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王公妾妇牛童马走”固不足论，即所谓文人学士之伦，其诠释此诗形诸著述者，以寅恪之浅陋，尚未见有切当之作。故姑试为妄说，别进一新解焉。 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何谓文体之关系?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寅恪按：赵氏所述唐代科举士子风习，似与此诗绝无关涉。然一考当日史实，则不能不于此注意。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很好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寅恪尝草一文略言之，题日《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拙文所以得如斯之结论者，因见近年所发现唐代小说，如敦煌之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游仙窟》等，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土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张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特别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其低级骈体之敦煌俗文学及燕山外史式之《游仙窟》等，皆世所习见，不复具引。兹节录公式化之墓志文二通以供例证如下。 《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三《安师墓志》云： 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 又《康达墓志》云： 君讳达，自(字?)文则，河南伊阙人也。 口以口 因家河口焉。 今观两志文因袭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是《韩昌黎集》《河东先生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夫当时叙写人生之文衰弊至极，欲事改进，一应革去不适描写人生之已腐化之骈文，二当改用便于创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则其初必须尝试为之。然碑志、传记为叙述真实人事之文，其体尊严，实不合于尝试之条件。而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此韩愈之所以为爱好小说之人，致为张籍所讥。观于文昌遗书退之之事，如《唐摭言》卷五“切磋”条(参《韩昌黎集》卷一四《答张籍书注》《重答张籍书注》及《全唐文》卷六八四张籍《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云： 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塞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