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经济学

这是一本全新又全面的卫生经济学教材，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跟哈佛、耶鲁的博士生合写。内容包括：医疗服务的供需、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药物创新与卫生技术评估、卫生政策及世界三大卫生系统、人口老龄化、流行病和肥胖、行为健康经济学。本书一大特色是：将经济学概念通过个人轶事、动画片、故事案例形象化，并将自己充满活力和想像力的教学风格从课堂转化到教材上。此外，该书非常全面，给教师提供一份现成的“菜单”，让他们轻松引导学生对健康经济学议题展开讨论。最后，它力图保持理论和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让学生和相关从业者建立理论基础，并进行实证研究和政策决策。

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斯坦福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弱势群体在做健康决策时面对的约束。在加入斯坦福大学之前，杰伊曾效力于兰德公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机构。
蒂莫西·海德（Timothy Hyde），耶鲁大学健康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彼得·杜（Peter Tu），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曹乾，东南大学医疗保险学系副教授，硕导。主要研究卫生经济学与卫生政策、社会保障。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课题多项。翻译多部译著，包括马斯-克莱尔等的《微观经济理论》。

前言 1
如何使用这本书教学 3
致谢 5
出版社致谢 7
第1章 为什么要学习健康经济学？ 13
第1部分医疗服务需求与健康需求
第2章 医疗服务需求 21
第3章 健康的需求：格罗斯曼模型 40
第4章 健康的社会经济差异 61
第2部分医疗服务供给
第5章 医生劳动力市场 87
第6章 医院行业 107
第3部分信息经济学
第7章 保险的需求 131
第8章 逆选择：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 145
第9章 逆选择：罗斯柴尔德—斯蒂格利茨模型 165
第10章 现实市场中的逆选择 187
第11章 道德风险 205
第4部分卫生创新经济学
第12章 药物与创新经济学 231
第13章 技术与医疗服务价格 254
第14章 卫生技术评估 274
第5部分卫生政策
第15章 卫生政策难题 301
第16章 贝弗里奇模式：国有化的医疗服务 321
第17章 俾斯麦模式：社会医疗保险 344
第18章 美国模式 361
第19章 人口老龄化与未来卫生政策 389
第6部分公共卫生经济学
第20章 健康外部性的经济学 413
第21章 经济流行病学 432
第22章 肥胖 453
第7部分行为经济学
第23章 前景理论 475
第24章 时间不一致性与健康 500
参考文献 522
索引 558

    [为何要让医生作为病人的代理人]细菌抗药性例子能够说明财产权的配置对交易成本的影响。例如，假设政府规定病人使用抗生素必须得到世界上其他所有人的同意。在这种情形下，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否决权。即使该病人获得了除一个人以外的所有人的同意，这个不同意的人也会有很强的动机利用财产权，对该病人索要很高的报酬。这被称为套牢问题。套牢问题也会在其他情形下出现，例如开发商购买若干相邻地块来建大楼或者公路时，很可能遭遇“钉子户”。在这种财产权安排下，没有人能得到使用抗生素的权利，即使使用抗生素是社会很优的。另一方面，如果病人有权使用抗生素，则不存在套牢问题，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此时存在不可能解决的谈判和协调问题。很多人（包括尚未出生的人）将很可能受到细菌抗药性的危害，然而这些人很难协调起来阻止病人使用抗生素，因为交易成本太高。在大多数国家，只要病人获得医生同意，他就可以使用抗生素。在这种情形下，医生充当了其他人的利益代理人，医生仅在病人使用抗生素的收益超过细菌抗药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时，才同意病人使用。即使在医生并非总是完美代理人的情况下，这种财产权的安排也能避免其他人有权否决病人使用抗生素时出现的套牢问题，以及病人有权使用抗生素时出现的谈判和协调问题。[疾病不可能被消灭]尽管消灭疾病带来的好处巨大，然而疾病很难消灭。人类在天花消灭运动上取得了成功，但除此之外，再无世界性的疾病被成功消灭的例子。疾病难以消灭的原因之一，在于很难控制疾病的非人类感染源。人类独有的疾病也难以消灭，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对患病率的自我保护反应。在消灭疾病运动过程中，患病率可能被成功降低到较低水平。然而，要从这个水平再降低到零就非常困难，因为当患病率足够低时，人们对自我保护的需求消失。只要疾病未被接近消除，它就仍有可能从少数人那里传播到多数人身上，因为易感人群不再对疾病采取防护措施。[肥胖的人为何越来越多]食品价格趋势食品价格降低，也让人们吃到变得肥胖，这一点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事实上，数据表明，自1975年以来，美国人平均每天购买和消费的卡路里数上升了。尽管有人认为每餐的分量上升，是导致人们体重上升的原因之一，然而，事实上分量上升本身也是食品价格降低的一个结果。例如，如果土豆不是那么便宜，麦当劳超大份的炸薯条不可能只卖39美分。体力劳动下降与生活方式变化由于技术让很多工作能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手工作业例如手工传递信息条而不是写电子邮件的机会成本，急剧上升。现在劳动者需要抽出一部分时间来锻炼身体。因此，与前几代劳动者相比，当前典型劳动者体力活动减少。这个事实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体重的增加，因为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量不足以补偿工作过程中活动量的减少。近几十年，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包括空调和汽车的普及。尽管对于生活在温暖潮湿地区的人们来说，空调是个好东西，但由于空调使温度过度平稳，人们容易变胖。人体在适应冷热变化时需要消耗能量，因此，空调和中央供暖可能有助于脂肪的累积而不是消耗。与此同时，汽车让发达国家的人们急剧降低了每日步行活动量。汽车的使用助长了全球肥胖率的增加。他们发现汽车使用率优选的国家，例如欧洲、北美国家以及澳大利亚，肥胖率也优选；而在使用最耗费体力的交通方式（例如步行和骑自行车）的国家，肥胖率也大力度优惠。如果我们能在从来没有使用这些现代技术的与世隔绝的社会中，找到近百年来人们体重变化的证据，那就有意思了。幸运的是，这样的社会真的存在。例如，出于宗教原因，北美洲的阿米什人，拒绝使用电力、汽车和其他现代技术。一项研究考察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阿米什农业社区，发现那里的男女将大量时间花费在重体力劳动上；典型阿米什人每天步行数是典型加拿大人的三倍。典型妇女的一天要走40000步：天还没破晓，她就起床帮助丈夫干家务，然后去草料场干活。不出所料，阿米什人的肥胖率远远低于加拿大人的整体水平。按照肥胖的定义，4%的阿米什人达到肥胖标准，而加拿大全国的肥胖率为15%。劳动力参与率西方国家的另外一个重要变化，即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上升以及她们做饭做家务的平均时间减少，也促进了体重的上升。这个变化受益于技术变化，例如洗碗机和微波炉的发明和普及。这些技术变化使得家务变得相对轻松，从而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的相对价格。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也促使典型家庭在饭店食物上的支出份额上升，而饭店食物通常比家庭自备食物含有更多的卡路里和脂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