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小平

卓琳篇
邓朴方篇
邓质方篇
邓林篇
邓楠篇
邓榕篇
孙辈篇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我是了解他的，我和他相依为命。”（卓琳篇）
     卓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白颠倒，无数家庭
     成员互相揭发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不但自己这样，她还给孩子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争形势。从她的讲述中，儿女们知道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是清白的，无罪的。他们和母亲一样，爱自己的父亲，心甘情愿地与他共渡危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老祖（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编者）
     就跟我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我就告诉她：“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
     不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邓小平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
     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了。有一次，我看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
     “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呀！”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
     有一天，有人让我和老爷子、老祖收拾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几箱常看的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我们住进了当地人叫“将军楼”的地方，是一幢二层小楼。
     在江西，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
     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头。捡完石头以后，弄成一块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当时我们住在二楼。上楼时，我上不动，我都要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我上楼。
     我们在新建县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小时到拖拉机
     修造厂。我拆线圈，拿汽油洗那个油腻。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爷子在法国留学时，实际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用高温加热，原来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用人工把它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说当时的工作环境很热，温度高得他都没办法，他工作的时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们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去江西前，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他是北大学生，邓楠
     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
     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他
     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让孩子看到不好。”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我们就到江西去
     了。
     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们写了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
     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我们很着急。老爷子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
     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老爷子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老祖在的时候，老爷子烧火，老祖炒菜、蒸饭。孩子的小姑姑要生孩子，没有人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20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老祖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老爷子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后来我们知道林彪死了。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拥护毛主
     席对林彪的处理。
     我们从江西回来，找个住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不行了，就给我们找
     一个院子。地震的时候，房子都晃，我们的房子有一个角都掉了，都不敢住屋子里。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我们院子里有两行架子，架子上种了些植物，后来就在这个架子上头盖一个塑料的棚子，然后我们就摆两张床，中间一个过道，大家晚上住在这。我们晚上聊天，大家在那叽叽喳喳的，吵一塌糊涂。老爷子就找本书看，我们做了一个电灯，让他可以看书。就那样，他说挺有意思的，也很舒服，空气新鲜，后来地震过去了，我们才搬回去。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我说算了，就叫“老爷
     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
     “老爷子”，像吴院长啊、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苦难而却温暖的江西生活（邓朴方篇）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押送至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
     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老爷子和母亲知道我在救济院的情况以后，非常伤心。他们就给中央写
     信，要求把我接到江西照顾。经过努力争取，毛主席终于批准，我被接到了江西。
     1970年10月17日，得知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自己一起生活后，小平致
     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宜，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
     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
     1971年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
     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老爷子为了我的事给中央写的信，我是在纪念馆里看到的真迹。看了信
     中的内容，心情很不好受。想想老爷子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子女们还付出这么多的心血，真是令我感动。我盯着那封给中央的信，久久说不出话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也没有具体和我说过信的事情，老爷子藏在内心的东西，在平常他都不会主动去表现，他从来不说，只有在子女们偶尔遇到特定的场合，突然发现一个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老爷子对我们的付出和对我们的爱。
     我去江西之前，党员资格已经被取消了，身体也残废了，感觉一切都是
     灰色的，一切都是失望的，可以说是心如死灰。到了江西，见了老爷子和母亲的面，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对无言无泪，泪在心里流。我们只是对着面看了看，然后我就进到屋里，大家帮我躺到床上，就开始过日子了。
     他们照顾我的起居和生活。老爷子从来不说什么，妈妈会跟我说说话。
     有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擦身子，妈妈和奶奶擦不动，父亲就来帮着擦。夏
     天又特别炎热，我躺着不能翻身，他们来帮我翻身。
     因为我自己不能行动，所以老爷子和母亲、老祖要照顾我的生活。洗漱、如厕、洗衣服等都是家人帮助我。不管白天晚上，还要每两个小时帮我翻一次身，以免长疮。那时候我父母每天上午还要到工厂里劳动。
     我记得那时候给我擦澡，家人们要先烧热水，再一盆一盆地端过来。老
     爷子算是三个人中间的壮劳力，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父亲给我擦澡。父亲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