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发生的往事

我记得我曾坐着一辆很老的旅行车接生过500多个婴儿。有一个愿意跟着我到处行走的女儿，和一个依旧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丈夫。我记得生活原来的模样是以欢乐为主的。
那天，明明确定而且坚信你已经没有气息，没有生命，所以做了对我而言，这辈子最错的决定。
接下来的审判，是可怕的。我每天总是失眠的模样，我会烦躁不安、疲惫不堪，走进空空的屋子放声哭泣。我当时怎么肯定你是死了呢，为什么现在又能记起你颤抖的样子。
被全世界憎恶和质疑很可怕，无数人面目狰狞的指责我的无知和残忍。宣判的结果已经不重要，我好像真的杀过你。

克利斯？波杰里安迄今已发表小说13部，《可能发生的往事》曾入选《出版人周刊》“很好好书”、“奥普拉读书俱乐部”选书的《纽约时报》畅销作品。
此外，他也有多本着作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野牛战士》2002年获颁“新英格兰很好小说奖”。《旧金山纪事报》描述他的作品为：“平凡人物在心痛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优雅与尊严”。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6种语言，销售近500万册，其中3部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他和妻女现居佛蒙特州。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外阴”这个词，就像一些孩子说“屁股”、“蛋蛋”或是“呕吐”那样。虽说算不上粗口，但我知道，它有一种无形的尖角，能令大人们呆若木鸡。对所有家庭而言，“外阴”是那些具有双重含义词语中的一个：既可以描述人体生理构造的某个部分，或某种基本的身体反应(比如呕吐)，也用来表达飘摇的心绪与眷眷的情思。 在我家，却独独不然。 记得一日午后，我在罗莉？麦肯纳家玩耍，她母亲正招待一个来自蒙彼利埃的朋友。那是一个罕见的佛蒙特州夏日，天色蔚蓝得近乎虹霓般夺目。那种蓝色往往在一月份才得一见，那时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邻家柴火炉中的青烟仿佛在冒出烟囱的刹那冻结。但这样的天色在六七月问却绝少出现。 同她一样，麦肯纳夫人的这位朋友也在州教育部门工作，她们在麦肯纳家砖砌露台上，围坐在铁艺小桌旁，啜饮加薄荷的冰茶(薄荷来自我母亲的花园)。即使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个露台也优雅得不合时宜。我走上前去，津津有味地描绘辛西娅？沙博诺的分娩经过：“沙博诺夫人的宝宝约四公斤重。但我妈妈按摩阴道以使肌肉松弛，这样会阴就不会撕裂。如果宝宝重量有四公斤左右，大多数人都要做会阴侧切手术――就是把一个女人从阴道到肛门的那段会阴剪开――但沙博诺夫人却没做，她的外阴好好的。胎盘也紧接着诺曼(他们这么叫那个新生宝宝)大约两分钟之后就排了出来。我妈妈说，那个胎盘也好大，现在被埋在他家前院，沙博诺先生种的那棵枫树下面。我爸爸说，希望他家的狗不要把胎盘挖出来，但它确实可能会一我说的是狗。” 我大约9岁，那时麦肯纳一家在佛蒙特州只住了一年多一点。他们在我8岁生目当天，从纽约城郊的威斯特彻斯特搬到我们镇上。当搬运货车缓慢驶上门前的小丘，我告诉父亲，希望那辆车可以左转驶进我家的车道，卸下我的礼物。 父亲微笑着摇摇头，对我说还不如期盼月亮从天而坠，掉在我们的屋顶上呢。 我从未去过威斯特彻斯特，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麦肯纳一家来自一个比瑞灵顿讲究得多的地方，那个露台便是不言自明的铁证。他们比我们佛蒙特州人要冷淡和拘谨，与我父母那些朋友相比尤其如此，那些人喜欢和解放通讯社0的社员厮混，并将爱珠视为深刻的政治理念。我喜欢麦肯纳一家，不过，当罗莉将我介绍给她母亲时，我曾有些许疑虑。若在佛蒙特州优选的城市伯灵顿，他们没准活得不错，但在瑞灵顿这样的小村庄里，我想她家或许呆不长。但我错了，麦肯纳一家过得挺好，尤其是罗莉。 镇里那些父母禁止他们的女儿去我家玩。一些人仅仅是害怕母亲一时找不到保姆，将他们的女儿抓来充数；另一些人则相信，那些被母亲称为干预药物的奇怪草药和酊剂里，混合了、麻醉剂和致幻的蘑菇。而麦肯纳一家却似乎毫不在意我母亲是个接生妇。 对九岁的我而言，告诉麦肯纳夫人和她朋友，诺曼？沙博诺如何从他母亲的产道中出生，与向父母汇报学校功课、恳求十二月里从桑迪？德莫瑞斯家后面的小山滑下一样稀松平常。 等到十四岁那年，母亲被告上法庭。我开始厌倦拿关于自然生产的丰富知识，或者那些在家接生的惊险故事来吓唬大人。另外，我也开始明白，十四岁少女言谈中“外阴”这类的字眼，要比从小女孩的口中说出更不讨人喜欢。 此外，十四岁的身体，早已开始了从孩童到少年的转变：五六年级间的那个夏天，我开始穿少女文胸；成为县法院常客的近一年前，我开始来月经。而一想到，一个四公斤的东西会从我两腿间的小小孔洞中出来，我就感到一阵恶心。 “我就是想不通，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从那么小的东西中通过！”我固执己见。父亲有时会摇摇头，评论道：“糟糕的设计，不是么？” 如果母亲在场，她会一成不变地反驳：“才不是！那是一个神奇而美好的设计，完美无缺。” 身为接生妇，我想母亲只好这样认定，而我却不然。如今已三十岁的我，依旧无法理解，无论它是爬行、蠕动还是猛冲，那么大的婴儿怎能通过如此细狭的管道？ 尽管母亲从未给我任何一位朋友接生，但从我八岁起，无论白天黑夜。如果父亲不在家，那个固定的保姆又在匆忙间无法赶到，就由我陪她接生。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母亲怎么办，但想来，她总能找到一个人应急。 我能记起的第一场接生，发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雷雨之夜。大概是初夏的光景，六月份的第一或是第二个星期，那时我正上二年级，学期已近尾声。那天，我第一次听见母亲喃喃说出“头出来了”这句话。之后，经过想象力的加工，便成了一个婴儿头戴生日帽，从产道被挤出的情景。 母亲认为，婴儿更有可能在乌云密布的天气里降生，因为那时的气压比晴天低。那天黄昏，母亲和我在门廊上吃晚饭。她望着天边聚涌的乌云，对我说，洗过碗碟之后，或许该问问谁晚上能有空帮忙接生。那晚，父亲身在纽约l卅那侧的尚普兰湖。畔，在那里，他为一所学校设计的数学科技馆将于第二天破土动工。那时，离父亲创办自己的公司还有三年之久，所以那座建在半山腰的建筑并不是他的个人项目。不过，多亏了父亲，它才没被建成北美防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模样。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