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果(胡亮文论集)

本书共收录作者二十八篇文章，均为近六七年所作。这些文章有文论，有书评，有随笔，有序跋，有发言，有致辞，长短不一，内容各异，然皆文采斐然，字里行间呈现出作者的深刻思索和独到见地，及其独树一帜的“感性批评”。

胡亮，生于1975年，诗人，论者，随笔作家。著有《阐释之雪》（北京，2014；台北，2015）、《琉璃脆》（西安，2017）、》虚掩》（合肥，2018）、《窥豹录》（南京，2018）、《屠龙术》（北京，即出），编有《出梅入夏》（太原，2015）、《永生的诗人》（太原，2015）、《力的前奏》（沈阳，2015）、《敬隐渔研究文集》（合编，南京，2019）。创办《元写作》（2007）。获颁第5届后天文化艺术奖（2015）、第2届袁可嘉诗歌奖（2015）、第9届四川文学奖（2018）、2018年度十大图书奖（2019）、第3届建安文学奖（2019）。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现居蜀中遂州。

白话诗的狐疑
“他一度而永远就是俄尔甫斯”
序言：为向以鲜《唐诗弥撒曲》作
谁能理解陆忆敏
编后记：为《元写作》第6卷作
酢浆草当作圣殿：也谈陈舸的诗
“为什么是他们，不是我自己”
受奖辞：为“第五届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作
编后记：为《元写作》第7卷作
受奖辞：为“第二届袁可嘉诗歌奖”作
介绍《元写作》——应日本《诗与思想》杂志之约而撰
编后记：为《元写作》第8卷作
序言：为安琪《美学诊所》作
介绍《存在》
侥幸的批评家
谈谈七首小诗，顺便谈谈宇宙
新诗去从论
让我们都来认识苏东坡——给青少年朋友的一封信
准游击队员之歌
说不尽的《鲁拜集》
莎士比亚式悖论——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半首诗，半部诗学——《中国新诗总论》读札
“一万句克哲的约会”——吉狄马加《不朽者》初窥
何以让我们意外——在宁夏诗歌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
序言：为程一身《读诗课》作
我的早晨，我的大学——《诗探索》八记
郊寒未远，岛瘦不迟——《敬隐渔研究文集》出版记
换器官指南——蒋浩《佛蒙特札记》细读
附录 胡亮诗学研讨会纪要
后记

     白话诗的狐疑 1 趁这篇小文还没有正式落墨，先要来解释几个术语：古典诗，古体诗，近体诗，旧诗，旧体诗，白话诗和新诗。这七个术语，尤以前五个术语，有点缠夹，普通读者常常搞混淆。学术界通常如是区分：古典诗，就是晚清以前古人所作诗；古体诗，又叫古风，唐人以称律绝兴起以前的诗体（乐府和歌行）；近体诗，唐人以称律诗（包括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和绝句（包括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旧诗，是对古典诗的贬称（迄今贬意渐淡）；旧体诗，则是民国以后今人所作古风和近体诗（有时候也称为旧诗或文言诗词）；而白话诗，也就是新诗的草创形态。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说：来读杜工部或苏东坡的“近体诗”，郁达夫或聂绀弩的“古体诗”；但是不能说：来读郁达夫或聂绀弩的“古典诗”，杜工部或苏东坡的“旧体诗”。 现在回到正题。 白话诗意在废黜旧诗，却并非定然像这样来到汉语世界：没有牵挂，无所顾忌，吃了秤砣铁了心，撞了南墙不回头。笔者认为，白话诗，虽是启蒙的产物，然在驰骋之际，内里从来就不缺少迟疑甚或狐疑。 旧诗废黜以前，已有自省；废黜以后，白话诗乃至新诗却如陷迷途。革命前后，连续两代，各有各的茫然。两种茫然，甚至还有秘道相通。故而，就文学论文学，哪里又有什么的废黜？聂绀弩或郁达夫，以旧体诗名世，正好可以作为反证。而古典诗，仍然不断凯旋而返。真是绝望到让人想哭，深刻到让人无语，好玩到让人发笑。 2 那就还是先谈诗界革命。诗界革命先于白话诗，要说，白话诗才是革命派，诗界革命只能算是改良派。古典诗，历两三千年，到19世纪后期可谓气数已尽。章太炎讲国学，对曹聚仁说：“诗至清末，穷极矣。”——不能说不是满腹心酸。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诸公，发起诗界革命，并非墙倒众人推，而是想要把余晖装点成朝霞。来读谭嗣同《听金陵说法》：“纲伦惨似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caste），印度种姓制度也；“巴力门”（parliament），英国议院称谓也。梁启超及其《饮冰室诗话》论时人诗，曾多次谈到此联，也就引起了陈子展的注意。陈子展，现在已经少有人知，撰有一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从近代写到民国，也颇有些值得注意的观点，——要到数十年以后，王德威才能提出那个有名的论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并将民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溯到晚清文学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这就说得有点远，好在与本文并非毫无关系。陈子展认为诗界革命的贡献，比如谭嗣同，“在以新典故代替旧典故”。而梁启超却认为诗界革命的贡献，比如黄遵宪，在于“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就诗而言，谭嗣同不如黄遵宪，故而陈子展将梁启超的评价至少打了个五六折。 在诗界革命的亲友团里面，梁启超的看法，还是颇有代表性。比如黄遵宪的弟弟，黄遵楷，也声称乃兄制造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但是，后来的学者却并不买账。钱锺书的态度就较为典型：他的法眼，不见谭嗣同，似乎难以无视黄遵宪。《谈艺录》说：“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这里的“近人”，当是指梁启超及陈子展。《谈艺录》又说，《入境庐诗草》“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明矣，钱锺书转了弯，他不愿苟同梁启超，却转而附议了陈子展。在他看来，新典故，即便是借自《圣经》的新典故，恐怕也只是“眼前之金屑”，而远非“水中之盐味”。 梁启超当然也清楚，诗界革命诸公，鲜有能及黄遵宪，大多数作者的通病，恰好就是“挦搪新名词以自表异”。这样，诗界革命的通病，也就等同于同光体诗人的结习。同光体诗人，郑孝胥也，陈衍也，陈三立也，执掌同治光绪年间诗坛。他们以宋诗为宗，追慕江西雅集（以黄庭坚为中坚，诗法杜甫），又追慕西昆酬唱（以杨亿为首领，诗法李商隐），自以为抱住了大腿，哪晓得只剩下了小脚。张之洞的五古，《忆蜀游》，曾说黄庭坚的结习，难免就是“吐语无平直”。黄庭坚的结习，变本加厉，当然也就成了同光体诗人的结习。诗界革命诸公意在创新，同光体诗人意在复古，前者绕行，后者逆行，都有狐疑，故而两者不期而遇。由此，可见旧诗在方法上的途穷。最后呢，反而是郑孝胥出来反省，来读他的《海藏楼杂诗》：“何须填难字，苦作酸生活？”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