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诞生 武士缔造的战乱之都

拥有众多名胜古迹的京都被誉为拥有“汉唐遗韵”的城市，其历史与文化景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众所周知，京都是在平安京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域内众多寺庙和神社的存在是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然而，桃崎有一郎在这本书里挑战了人们的常识，提出“京都≠平安京”的观点：平安京是天皇之城，排斥佛教的势力；而京都是由院政和武士共同缔造的，天皇不仅不是京都的保护者，反而是破坏者。武士在这个古都登场并逐渐走上权力巅峰的过程，正好暗合了京都从诞生到完善的过程。京都不是天皇与贵族吟咏风月的优雅之都，而是武士用暴力和鲜血缔造的战乱之都。

徐一彤，英日译者，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与哲学专业。

前言 当“平安京”变成“京都”
第一章 依赖武士的平安京与朝廷的治安——“狱门”和武士凯旋式的成立
第二章 “京都”的诞生与“天下”之谜——代表秩序的平安京、代表君权的鸟羽与代表往生极乐的白河
第三章 成为武士代表的平氏——融入京都与院政体制的新锐势力的虚构与真实
第四章 院政孕育的叛逆者与守护者——诅咒京都与天皇的强诉，守护京都与天皇的武士
第五章 保元、平治之乱与京都的蒙难——武士蹂躏都城的“武者之世”
第六章 六波罗与法住寺殿的大规模开发——后白河院和平家的“二人三足”与京都的扩张
第七章 平家开发新城区“八条”——京都粗具规模之时
第八章 “与殿下争道”事件——主宰京都生活的武士思维
结语 京都：“兴也平家，亡也平家”
参考文献

     第一章 依赖武士的平安京与朝廷的治安 ——“狱门”和武士凯旋式的成立 守护京城治安的机关：京职、弹正台、卫府 在平安京的历史上，如“平安”之名一般和平的时期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日本朝廷迁都平安京约半个世纪之后，名为“群盗”的恶性强盗团伙开始在京城与地方社会大量涌现。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探求武士的起源》（见本书参考文献部分）一书中已有详细叙述，可供读者参考。 在日本朝廷中，有三个机构负责维持京城的治安，它们分别是京职、弹正台和卫府。京职是负责监管京城居民各种生活事务的部门，分为管理左京地区的左京职和管理右京地区的右京职。在迁都平安京七年以后的延历二十年（801），桓武天皇为左右京职配备了四百八十名士兵（《类聚三代格》十八），这些士兵以二十人为一班，分为二十四班，每班士兵每年出勤十五天，负责在天皇外出时于宫中和京城中充当先驱（负责走在队列前端，驱散路人，清除障碍），并在平时负责宫中各个地方的警戒。平安时代初期以后，这些士兵的工作重点逐渐向风纪管理倾斜，开始以整顿破坏（例如私自改修水路）或污染城内街区的行为，以及监督疏于洒扫之责的官衙、官吏与居民为主业。 负责监督京职工作的是弹正台。弹正台是负责弹劾贵族与官吏违法乱纪之举的机构。从平安时代初期开始，弹正台就与京职一道在京中展开巡检，从9世纪中叶起，又制定了京职每十日就要骑马进行一次巡检，弹正台每隔一个月进行一次巡检的制度（《类聚三代格》十六）。承和十年（843），弹正台还曾以监管不力、坐视居民违法为由，申斥了正在巡检的京职属员（《续日本后纪》）。 不过，京职与弹正台不是以战斗为前提的暴力执法机关，没有能力应对那些名为“群盗”的恶性犯罪团伙。此外，群盗擅长骑射之术，手段十分了得，并非等闲之辈。所谓骑射，指的是骑在马上引弓射箭的技术，这不是平日忙于生计的农民所能掌握的技能，只有领主阶级（既是消费者，也是支配者）才能花费大量时间与金钱习得，并长期锻炼、维持，可谓特权阶级的专属技能，在火绳枪传来以前也是日本不错、优选端的一门武艺。在当时掌握了骑射之术的多为在官僚晋升的角逐中落败的中央末流贵族，以及在地方上扮演话事人角色的所谓郡司富豪阶层（世袭的基层地方官员和土豪农民）。他们为了在地方上（通过掠夺同一阶层的弱小成员和百姓）生存下去，充分发挥了骑射这一特长。在这些人当中，有人狐假虎威，成为中央贵族的下属，也有人结伙为寇，后者便是所谓的群盗。 对付这些群盗的工作由同样以战斗和武艺为主业的卫府负责。卫府是对当时朝廷中由武官任职的部门的总称，在平安时代初期嵯峨天皇在位时共设有近卫府、卫门府、兵卫府，因为上述三个机构各分左右两府，因此统称为“六卫府”。近卫府负责守卫内宫的各处大门，以及在天皇外出时充当卫兵；卫门府负责守卫宫城的各处大门；兵卫府则负责监督兵卫守护宫中各处设施，并在天皇出入宫城时担任卫兵。 在平安京里，从向居民宣告夜晚已至的“夜鼓”声落到报晓的“晓鼓”响起之间，居民不得外出（《养老令·宫卫令》）。在夜鼓与晓鼓之间的夜晚时分，卫府会发起名为“夜行”的巡逻行动，在京城街道上巡回检查，盘问违反宵禁的人员，若没有迫不得已的事由（如急于通报死讯，抑或为病人求医问药）就将其逮捕。 没有效果的“夜行”： 素质低下的一线队伍 在平安京内搜捕盗贼也是卫府的工作内容之一，根据史料可确认，最晚在承和四年（837），卫府已经开始执行这一任务（《续日本后纪》）。第二年，即承和五年，地方社会正式进入所谓的“群盗时代”；再过两年之后，进入承和七年，平安京也开始遭到群盗侵袭。卫府的工作重心因此转移到夜行与搜捕盗贼上来，朝廷也屡次发布法令，试图巩固并落实维持治安的体制。 然而，制裁群盗的工作毫无进展。史书记载，在嘉祥三年（850），“盗贼为群……或暗中放火，或白昼掠人”（《续日本后纪》）；在齐衡二年（855），“京师多盗，掠夺人物”（《文德天皇实录》）。群盗的实力逐渐增长，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为应对这一变化，卫府的搜捕行动范围扩大到畿内五国（除京都所在的山城国之外，还包括周边的大和、摄津、河内、和泉四个令制国）乃至宫城（天皇宫殿所在的“大内里”）。这表明，此时群盗已有能力潜藏在天皇近处。 在这一时期，朝廷中管理马匹的机构“马寮”也开始参与搜捕工作，搜捕群盗的力量得到了增强。马寮的官员不是武官，也不是骨干战斗人员，但他们负责为卫府武官提供并管理行动时骑乘的马匹。之所以在搜捕时需要骑马，是因为卫府武官的追捕对象——群盗也在使用马匹，具有很强的机动性。 即便得到马寮的增援，夜行巡逻仍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发挥作用，至于其中的理由，可以从贞观十八年（876）朝廷发布的警戒令中一窥端倪。朝廷在这项命令中规定“由左右近卫府、左右兵卫府中选拔勇猛精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