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

古来华夏即崇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推崇以礼治国，以礼教化。这种思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在东亚文化圈形成潮流。一众中华文化“迷弟”纷纷前来“取经”，回国后量力推行。这其中，尤以古代朝鲜为代表。细察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不仅可以对中国礼学、古代软实力作一案例解析，更可从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本地化的过程中看到中国礼学思想的弹性和广度，从而拓宽对中国文化理解的视野。

本书主要介绍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1910年以前）的流传、本地化过程，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对朝鲜三国时代、高丽时代、朝鲜时代、中国乾嘉时期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情况进行了整理；中编介绍了古代朝鲜在国家制度、社会教化层面吸收中国礼学思想进行的建设；下编则关注于古代朝鲜有名的礼学家对中国礼学的探讨研究。全书基本覆盖了礼学思想涉及的主要层面，对于理解古代中国和古代朝鲜的文化借鉴、吸收具有指导性参考价值。

彭林，男，1949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常年从事中国古代史、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儒家经典的教学与研究。

导读
上编
一、三国时代中国古礼的初步传播
三国时代是朝鲜半岛开始走向全面儒家化的滥觞期，中原王朝礼仪文明在此时得到了初步的传播。
二、高丽时代的儒学与礼制
高丽时代的礼制比之三国时代已有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礼制的格局已经基本建立。但总体而言，还远远没有进入到礼制化的时代。
三、朝鲜时代《朱子家礼》的播迁
《家礼》的推广，使朝鲜从偏在四夷的化外之地，发展成为“虽兵戈创残，委巷治丧之家犹秉朱礼”的礼仪之邦，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的文化面貌，并深刻地影响着朝鲜社会的文化走向。
四、乾嘉时期朝鲜学者的燕行
“北学派”通过对中国社会的亲身游历和考察，看到中国不仅没有成为夷狄、犬羊，而且文物灿烂，依然是中华文明的大宗之所在，提出了向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文化学习的主张。
中编
五、《经国大典》与朝鲜时代的职官礼
《经国大典》是朝鲜半岛第一部官制文献，也是朝鲜王朝最重要的法典之一。它的诞生意味着朝鲜官政正在走向成熟，显示了朝鲜礼制建设所达到的新水平。
六、《国朝五礼仪》与朝鲜礼仪制度的确立
《国朝五礼仪》是一部博采中国古今礼仪之长，又糅入朝鲜色彩的国家大典,对于稳定长达五百余年的朝鲜王朝，对于敦化民俗，都起了重大的影响。
七、朝鲜时代的礼讼与君统、宗法诸问题
所谓礼讼，是指在宗法制度下，由于王位继承的正统性、丧服的等差、宗室勋戚的封号等礼仪问题所引起的争讼。朝鲜社会性质与中国相同，但礼讼频繁与激烈的程度却远远超过中国。
八、朱熹礼学与朝鲜时代乡风民俗的儒家化
在朝鲜走向儒家化的进程中，乡风民俗的变化极为明显。从儿童、学校到乡村、家庭，无不以儒家思想为行为准则。朝鲜王朝持续的时间达五百余年，与社会、家庭的稳定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而朱熹则是朝鲜时代乡风民俗儒家化的功臣。
下编
九、郑逑与《五先生礼说》
《五先生礼说》为朝鲜礼学目前之重要著述，史料详赡，史实与理论并重，极富学术价值，读者可由此探究圣人制礼之本意，而知晓权度折衷、临时应变。
十、《家礼辑览》与金沙溪的解经之法
尽管朝鲜时代是性理之学盛行的时代，但依然不乏通晓汉学门径、精于考据之学的学者。金沙溪谙熟《周礼》《仪礼》《礼记》及历代典籍，《家礼辑览》的解经成就，堪称朝鲜时代礼学家的典范。
十一、丁茶山礼学与清人礼学之比较
朝鲜立国以后的几百年中，社会稳定，中间没有出现像明清之际那样的政权更迭，宋明理学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而且成为朝野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从某种程度上说，茶山礼论，是朱熹性理学说中包含的礼学思想延续。
十二、茶山的考据学
明亡之后，中原学风丕变，考据学蓬勃兴起。而朝鲜学术界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变化，主流学术仍是性理学，因而考据学家不多，比较重要的只有秋史金正喜和茶山丁若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