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凡倾听

本书是上海东方电视台名牌栏目《可凡倾听》2012年访谈节目精选本，共收入孙俪、海清、姚晨、陈坤、吴奇隆、黄晓明、邓超、奚美娟、宋丹丹、徐帆、冯远征、濮存昕、陈建斌、王文娟、刘青云、崔健、陈其钢、安藤忠雄等文化艺术界名人访谈31篇，分为“火花一簇”、“火光一道”、“火树一片”、“火龙一条”、“火炬一把”、“火捻一根”、“火球一颗”七个部分，以及附录《很好厨师》特集。

越界飞行/叶永烈/001
弥陀笑脸背后的分量/何占棄/005
我看可凡/李宗盛/007
火花一簇
幸福甜蜜蜜一孙倆专访/003
美小护的美好时代——海清专访/012
“姚”望星“展”——姚展专访/026
对话“名捕”——邓超、刘亦菲专访/039
火光一道
行者——陈坤专访/049
启封青春的记忆——吴奇隆专访/058
“明”天会更好——黄晓明专访/072
生命如歌——胡歌专访/089
男儿本色——刘烨专访/099
女人本色——秦岚专访/111
火树一片
淡淡女人如茶香——奚美娟专访/123
……

    曹：听说您到报社很有意思，到了报社工作，上司交给您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
     詹：向古龙邀稿。
     曹：其实您的主编跟古龙大师是有一点……
     詹：小过节。
     曹：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詹：这个故事可以说出古龙这个人的性格。应该是1977年、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古龙的小说拍成邵氏的电影，《流星蝴蝶剑》、《天涯明月刀》，红遍港台东南亚了。古龙本来的写作生涯已经有点到了谷底了，这个电影一拍，咸鱼翻身，突然间又变成大家要追逐的作家。报社当然也给我的主编压力，说古龙这么受欢迎的作家，你得去约他稿子。我的主编有口难言，他前一年才刚刚把古龙的小说给腰斩了。腰斩的原因，第一当然他觉得古龙不够红，第二古龙写作纪律不好，常常拖稿，乱七八糟，主编不喜欢，就把稿子断了。他当然拉不下脸来去邀稿子，所以主编就丢给我这个菜鸟一个工作，去约古龙的稿子。我知道这很困难，因为我是个小编辑，要去跟古龙解释我是谁都很困难。我打个电话，结结巴巴跟古龙讲这个话，我是谁，要跟您约稿。古龙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就说，晚上我在哪儿吃饭，你要想谈稿子，就到那儿去找我。我当然不怀疑他，就去了。古龙生活很浪漫的，当时房间里头非常狼藉，男男女女，很多浓妆艳抹的女子在那儿。古龙看我来了，从桌底下拿了一瓶酒放桌上，说，小朋友，喝完这杯再说话。我当时是真的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场面，我就乖乖地倒了一整杯，用啤酒杯子倒一整杯威士忌，我说，古龙先生，我敬您，我就把它喝了。一杯、两杯、三杯、四杯，就讲不出话来了。因为我没喝过酒。古龙大概本来是跟我的报社有点过节，原来想捉弄我，可是这一捉弄，发现你毫无抵抗能力，就不好意思了。他是一个江湖上的人物，这样子对一个小孩，有点不好意思。旁边的男男女女已经笑翻了，古龙就说你别喝了，我送你回去。他就让我上车，他的一个加长型的奔驰，很风光的，他也爱那个派头。他就在车上，先跟我讲跟主编之间的过节，我说不出话来了，我点点头。但他又说，我其实不喜欢写稿子，写稿子一点也不好玩。我当时不明白。他喜欢多姿多彩的生活，作家写稿子很辛苦的。他又说了些什么话，我也不很记得。然后车子到了报社，他让我下车，我摇摇摆摆也走不了路。他大概又想这样也不对，就又把车窗摇下来，跟我说，小朋友，你够意思，我给你写稿。他又加了一句，我不给你主编写稿。然后我就要上楼，但我在楼梯间，实在没办法，就吐了，倒在楼梯间里。扫地的阿姨来，还有点怪罪我，年轻人这样喝酒，生活太糜烂了、颓废了。我在楼梯间又待了一阵子，勉强爬到编辑部，好大的一个编辑办公室，几百个人，我的工作室在最里面，一路上所有人都看到这个编辑醉醺醺回来，踉踉跄跄回来。跟主编说，主编，我约到稿了。古龙很有意思，他心里原来是想要做点报复的，可他真报复了，又发现不对，原来这是一个接近没有招架能力的人，他不能这么对待人。他亦正亦邪，有邪恶那一面，又有天真的那一面，真是一个侠客。我其实跟古龙先生打交道，后来也并不多。当然我还跟金庸先生打了很多交道，还做过金庸先生很长时间在台湾的法律代表人。但古龙先生，见面没多久，他后来就过世了。我后来想起这个事，觉得他还是个人物。
     [在詹宏志的人脉关系中，铺天盖地的是各种人物，大人物、小人物，淹没在各式人物之中。詹宏志的跨界显得格外低调但又举足轻重，可以说，如果没有詹宏志作为电影人的那一面，也许我们将看不到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作为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的重要推手，詹宏志却有着自己的内疚。]
     曹：很多人都说，谈到台湾的艺文界，詹宏志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但是我想，很大程度上，人们说这个话的原因，是您起草了《台湾新浪潮电影宣言》，那个宣言对于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发展很有关系。同时您也是侯孝贤《悲情城市》的制片人，又是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制片人。当时怎么会想到做这样的一个宣言？
     詹：我其实真的不重要，我是这些特别出色创作者的朋友，我也是他们的粉丝。作为一个观众，我看到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是既喜欢又佩服。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常常有戏拍，我本来又在媒体工作，充其量只是一个写文章，支持台湾新电影创作的人。大概这个事情发生在1986年，那时候台湾的新电影到了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不仅仅是台湾的电影工业那时已经一败涂地，新电影也被电影里比较保守的声音批评说，你都不在乎市场，你们把电影给玩完了。所以他们不但没戏可拍，还背了一个破坏台湾电影市场的恶名，这个处境，当时是很艰难的。就在1986年11月6日，杨德昌的四十岁生日，一群人在那里开派对，本来开开心心地在庆祝生日。当开始讲到电影界情况的时候，大家就唉声叹气，很沮丧。有人说，总得要有人出来说说话。其实这个电影，和原来电影工业的酸甜是不相干的，这些创作实际上是保住了台湾电影的一线生机。但这一个会议，后来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派对是推我去拟了电影宣言，这不是事实。当时我并不在现场。其实当时我父亲重病，我在医院里。所以会议只有一个结论，说咱们去找詹宏志来写，起草这个东西。所以就有一个朋友负责来找我，把当时的情况和大家说的话告诉我。我当时也没特别想明白大家说的话，听着听着，我带着这个想法，又回到医院去，我就在我父亲的病房旁边，把这个稿子给写完。后来大家也就看了，很多文化界，包括林怀民老师，包括侯孝贤、杨德昌，还有众多文化界的人，大家都签了名，觉得里面的话都是他们愿意说的话。本来电影宣言其实没起什么作用的，一写出来，反倒很有影响。从此之后，这些新电影的创作者四分五裂。有的人嫌这个宣言口气太重，可能会影响到后来的工作机会。也有的人嫌口气太轻了，要革命，还要说这样不痛不痒的话，没意思，我们就直接去革命。大家心理上，有个共同的方向，但是每个人轻重不一样，宣言一写出来，大家反倒都不说话了，原来很开心在一块的，现在散了。我自己也有冲击，写的时候，本来只是想把大家的意见给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所有的朋友都不是朋友了。我一个人就很着急，而且也内疚，我做了什么好事？怎么写了一个文章，大家都变了？所以，后来法国电影记者访问杨德昌，杨德昌还说，新电影宣言这件事是新电影结束的开始，从这件事就开始了。但我今天回想起来，杨德昌的话说了一半，的确从那之后，新电影的美好气氛是瓦解了，可是这也刺激了大家分道扬镳之后的努力，杨德昌优选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侯孝贤优选的电影《悲情城市》都是这之后创作出来的。大家自己在困境里头，自己想办法。我当时的感触是说，我本来是个编辑，一个媒体人，但那个时候看起来，摇笔杆帮助不了这件事，我才跳下来，说，如果这些事需要我做，我就变成工作人员，这就是后来我跑去做制片的原因。P258-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