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

德国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世界：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为什么会制造出西方历史上优选的恐惧？在这部人物回忆录和历史交杂的著作中，有名的学者弗里茨·斯特恩通过他自己的生活的棱镜折射出这一问题。他生于魏玛共和国，在1938年被迫放逐美国，后来他成为一位享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开启了认识过去的德国的新视角。 这既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回忆录，也深刻地揭示了斯特恩所亲身经历的“五个德国”——从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到两德统一的复杂历史，是一位历史学家目睹了发生在德国和欧洲的变革之后所产生的沉思，他讲述了自己生活经历中涉及学术和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作者在写作这本关于历史和回忆的书时，从专业和个人的角度，虽然主要关注的是五个德国，但也写了一些作者个人的美国经历。

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1926年出生于德国(现属波兰)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是当代致力于德国史研究的的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德、美两国学界，他都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代表作有：《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梦想与妄想：德国历史剧》《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等。

引言
第一章 的德国
第二章 魏玛
第三章 第三帝国
第四章 来自远方的恐怖
第五章 当德国不存在时
第六章 联邦共和国：新的开端
第七章 第四个且被遗忘的德国
第八章 外国人口中的德国话题
第九章 重提德国问题
第十章 统一的德国：第二次机会？
尾声
致谢
对照表

     1944—1945年的冬季，当夏尔·戴高乐将军首次访问苏联时，他去了斯大林格勒，这是德国军队涉足最远也是败得最惨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凡尔登与德国人作战时受伤并被囚禁两年多，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成为抵抗德国人的自由法国阵线的领袖。在颇为逼真的传说中，戴高乐将军站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间，对一位助手低声说道： “Quel peuple ！”（这是什么样的人民啊！）翻译询问道：“您是指苏联人？”“不，”戴高乐回答说，“是指德国人。” 戴高乐将军在这块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所做出的简洁精准的判断很好地描述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充满戏剧性的德国事件，这一点他有清晰的把握。他所提及的“人民”曾经在 1870—1939 年三次攻击了他的国家，德国人破坏并几乎摧毁了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他们犯下了在欧洲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种族灭绝罪。但是他也知道，德国人民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对于战后欧洲的复苏而言，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他掌握了围绕在德国伟大之上深奥的晦涩之处。 本书记录了我这一代亲眼所见并亲身经历的五个德国。我出生在戴高乐能充分理解的德国的艰难时期。我记得在我年幼时父母对魏玛共和国的缓慢灭亡以及随后迅速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暴政的惊愕及沮丧：这种纳粹暴政被如此多的人接受，反对者却如此之少。我记得他们那些身为勇敢的民主捍卫者的朋友，个个面临失败的厄运，其中有些人被谋杀，有些人被监禁，还有人遭到流放。尽管我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控制下的德国只生活了五年，但在那段短暂的时期我想到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用了整个职业生涯来试图回答：普遍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潜在的邪恶为什么且怎么会在德国成了现实？ 数十年的研究和经验使我确信，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内的通往穷途末路的德国道路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德国的纳粹主义根深蒂固，然而其发展原本是可以被遏制的。我所出生的这个世界，当时正处于一个可避免的灾难的风口浪尖上。我逐渐意识到，对于打压一切异端的伪宗教运动的诱惑，例如德国所屈从的那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不受其影响。自由的脆弱是我生活和工作中所获得的最简单、最深刻的教训。当一幅过去岁月的未加掩饰的画面—— 那是永远不可或缺的—— 初看上去难以看懂时，我就会想起恩斯特·罗伊特于1913年发表的伟大信念：“民主的命运取决于对历史的信仰。”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战后的工作中，我只是间歇性地意识到我的生活和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历史学者的工作中时，我知道虽然克利俄允许效劳于她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所有这些方式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超脱——合乎希望的是，借助于移情作用和缜密的想象，趋于活跃且富有生气。我以美国人的眼光研究并为美国学生和读者讲授德国的过去。但我的美国生活经历最终有了一个重要的德国成分，因为作为一个美国的德国史学者，我被卷入了有关德国的过去的纷争之中，这些争论把一个失败了的和分裂了的国家搅得动荡不安，其本身就成了冷战的主要战场。也许我没有预料到，当一个人接近经历了他个人所处的时代的剧变—— 破坏和独特的建设轮流交替—— 之后，此人会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更为复杂的方式看待过去。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所了解到的有关德国历史的教训与今天的美国具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相关性。渐渐地，我又获取了另一种德国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平行并从属于我的美国生活。我逐步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并从两者中获取了知识。非黑即白的思想残余消退了，过去变成了一方不断变换色彩的织物。 慢慢地，我了解到一些关于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德国的情况——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寻常的民主制度伴随着争议得到了发展；在苏联控制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有着接近不同的制度—— 运气和对公民行动的倾向使我成为“一个积极介入的观察者”，此处借用的这个说法来自雷蒙·阿隆的自称，对此他是名副其实的。我被时断时续地从书房里和课堂上吸引到德国和美国这两国政治生活的边缘，并且自认为很幸运地能够看到并回应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正在塑造与美国产生了新的 关系的新的欧洲。我仍然将此看作历史的公共事业。 数十年来，我一直回避去写我的个人经历：我想在我的专业和个人之间保持恰当的距离。然而，就在我第一次返回我的故乡—— 当年德国的布雷斯劳，如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 之后不久，我为我的孩子们写了一篇个人返乡记，我把它称为“1979 回乡记”。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接近意识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具有讽刺意味， 甚至可能有自欺欺人的性质：所谓“回乡”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回乡。我是怀着最深切的好奇心去弗罗茨瓦夫的；我不认为我当时意识到那次旅程是一种探索，不知出于何因，我想要去看看我那已经被摧毁了的家乡，我那已经不复存在的养育了我的国家。我的失落感被一种无处不在的感恩之情覆盖，感谢我们在美国找到了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