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界与天界 汪曾祺十二讲

丁帆（南京大学教授） 王干是用文学创作的语言和激情来书写这些带着生命体征的评论的。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王干极为推崇汪曾祺先生，这当然并非是因为他和汪老同为故里人，更为重要的在于汪老的作品体现了王干的价值理想。 张大海、孟繁华（有名评论家、学者） 王干通过文学评论及转向后的文化批评，专注于追寻我们这个时代隐秘于艺术中的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最隐蔽的民族脉搏，并让批评焕发出它所应有的力量，而不至沉默于无声的模仿。 郜元宝（复旦大学教授） 王干是评论家，但他的评论不是从理论(或学问)到作品，而是直接从文学中而来，从作品中而来, 从对作家贴近的了解而来，从极私人的阅读感受而来， 最后也回到文学中去， 回到生活中去, 并不无限拔高到某个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层面。

本书为有名评论家王干研究汪曾祺数十载的整体性论述合集，共分为十二讲，涵盖文学、艺术、人生哲学、里下河作家等，涉及汪曾祺作品的现代性、历史感、民间性等多个核心内涵，对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书画艺术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与阐述。本书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又以“讲”的形式实现了雅俗共赏，帮助读者全面理解汪曾祺其人其文。

王干，评论家、作家、书法家。1960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师院中文系毕业，文学创作一级。曾任《文艺报》编辑、《钟山》杂志社编辑，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室副主任，《东方文化周刊》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小说选刊》执行主编。2010年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现任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扬州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已出版《王蒙王干对话录》、《潜京十年手记》、《夜读汪曾祺》、《王干文集》（11卷）等著作。

代序 像汪曾祺那样生活
第一讲 被遮蔽的大师 论汪曾祺的价值
第二讲 没有旗子 没有标语 汪曾祺的现代性
第三讲 山河异域 风韵同辉 汪曾祺的民间性
第四讲 透明与滋润 汪曾祺的意象美学
第五讲 汪曾祺的和谐美学 纪念汪曾祺九十周年诞辰
第六讲 翰墨丹青 隔行通气 汪曾祺的书画美学
第七讲 汪曾祺与传统
第八讲 汪曾祺与《史记》
第九讲 吃相与食相 汪曾祺小说中的“吃”与散文中的“吃”
第十讲 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 在泰州学院的讲座
第十一讲 汪曾祺小说精讲
《岁寒三友》的“寒”
有志者的困局：重读汪曾祺的《徙》
《鉴赏家》的“赏”
《桥边小说》的“边”
《故里三陈》的“三”
第十二讲 为什么是汪曾祺 “汪曾祺出版热”随想
附 录 汪曾祺印象小辑
美食家汪曾祺
汪曾祺印象记
“晚饭花”“野茉莉” 夫子自喻
赤子其人 赤子其文
汪氏父子之美食
后 记

     第一讲 被遮蔽的大师 论汪曾祺的价值 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色盲”。有一个作家去世十八年了，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反复重版，年年在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 他就是汪曾祺。 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 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纵观这些年被热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点”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围观。那么这个“点”是什么？“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中国文学的“点”，大约需要纵横两个价值标杆。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在1978年前，这个外来标准是由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一点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比如列宁肯定过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等；而1978年以后的外来标准则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先说革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鲁迅时代已经形成，这就是“遵命文学”，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明确提出要遵命，遵先驱的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传统，将“遵命文学”的呐喊精神和战斗精神渐渐钝化，慢慢演化为“配合文学”，配合政治，配合政策，配合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到很好，最后变成了所谓的“阴谋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思潮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汪曾祺的创作自然无法配合这些重大的文学思潮，因而就有了“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的感慨。汪曾祺对自己作品在当时价值系统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头条”在中国文学期刊就是价值的核心所在。“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话正好说明汪曾祺在文坛被低估的原因。苏北在《这个人让人念念不忘》一文中曾经记述了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一段往事：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程鹰说：“是的。” 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 林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汪，笑了。 汪说：“我的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叶兆言在谈到汪曾祺的作品时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如果汪曾祺的小说一下子就火爆起来，结局接近会另外一种模样。具有逆反心理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将一个年龄已不小的老作家引以为同志。好在一段时间里，汪曾祺并不属于主流文学，他显然是个另类，是个荡漾着青春气息的老顽童，虽然和年轻人的方式接近不一样，然而在不屑主流这一点上找到共鸣。文坛非常世故，一方面，它保守，霸道，排斥异己，甚至庸俗；另一方面，它也会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经常吸收一些新鲜血液，通过招安和改编重塑自己形象。毫无疑问，汪曾祺很快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而且这种喜爱可以用热爱来形容。”汪曾祺不屑于主流，主流自然也不屑于他，他被文学史置于不尴不尬的位置也就很自然了。 这也是目前的文学史对汪曾祺的评价过低的第一个原因。革命文学传统语境中的文学史评判规则所沿袭的苏联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就是说以革命的价值多寡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上不了头条”的汪曾祺自然就难以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汪曾祺很容易被划入休闲淡泊的范畴，和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一道，只能作为文学的“二流”。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