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文化建构

《世界历史评论》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阵地、新平台，每年两辑，全面展现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新动态、新发展、新成果；刘家和先生特别题字，美国史专家李剑鸣和戈登·伍德寄语；第二辑《文化传播与文化建构》首次发表美国史学者李剑鸣、法国史学者郭华榕和洪庆明、罗马史学者刘津瑜等多位知名学者的精彩文章。

《文化传播与文化接受》从文化传播史与接收史角度出发，收录国内知名历史学者李剑鸣、刘景华、刘津瑜、潘永强等十余篇精彩文章，对美国早期国家研究、文化人类学理论对全球史研究以及文明史研究的意义、维吉尔在中国与西方的接收史比较等多个方面进行专题式分析，视角丰富多元，不仅能反映国内外关于文化史、接受史的研究趋势，也能呈现其近期新的研究成果。

陈恒，1968年生，上海师范大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史学史》首席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等。著译《古希腊》、《历史是什么》、《多面的历史》、《希腊化世界》、《全球视野下的西方文明史：从古代城邦到现代都市》等多部著作；《辞海》（2009版）、《大辞海？世界历史》世界古代史、外国史学史撰稿人。发表文章多篇，承担多种国家项目。主编“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经典人文书库”（上海三联书店）、“城市与社会译丛”（商务印书馆）、“大象学术译丛”（大象出版社）、“格致人文读本”（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丛书。
洪庆明，北京大学欧美近现代史博士，师从北京大学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郭华榕教授。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欧美近现代文明史、法国社会生活史，译有《20世纪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私人生活史Ⅱ》等。

专论 / Research Articles
李剑鸣 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及其启示
郭华榕 一种不该忽视的社会特质
——法兰西无名大众的关键作用
洪庆明 略论法国革命期间巴黎城市公共空间的政治利用
洪霞征咪 文雅文化的构建：乔治王朝时期伦敦科学活动与社会流动
刘景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对研究全球史、文明史的借鉴意义
潘永强 作为文化形态的资本主义
——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初探
刘耀春 “意大利文艺复兴美国造”的启示
李文硕 试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芝加哥劳工阶层酒吧的崛起
屈伯文 书籍即“媒介”
——论当代欧美史家的一种新书籍观
评论 / Review Articles
付亮 略论现代早期天主教研究之范式转换
——以欧美近刊三书为中心
李腾 帝国·手稿·教会
——利兹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纪要
专题讲坛 / WHR Forum
刘津瑜 维吉尔在西方和中国：一个接受史的案例
文献与史料 / Sources and Documents
张楠 《克劳狄演说》译注
刘金虎 郭丹彤 《柏林15531号纸草》译注
Contents and Abstracts
征稿启事

    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及其启示
    李剑鸣


    最近这几年，我比较关注美国革命时期的一些核心的政治观念，想说明它们在美国早期国家构建中的作用和意义。我先后写过几篇文章，从国家构建的角度考察“人民”、“民主”、“共和”、“代表制”和“古典传统”等观念。 我指导的几名研究生，在学位论文中也表现出类似的兴趣，分别讨论过“邦联国会”、“联邦制”、“公共意见”、“内部改进”等问题在美国早期国家构建中的重要性。 另外，国内一些美国史学者也重视国家构建的理论，用它来讨论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现在，我想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来谈谈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其中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论著；我的有些想法也许跟他们不同，但对他们的工作我始终是充满敬意的。


    一、国家研究与国家构建的理论
    在欧美学术界，曾经发生过一个十分有趣的悖论性现象。自“二战”以来，国家开始大规模扩张，特别是在欧美，国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可是，这时政治学家反而把国家抛到一边，对国家研究越来越不感兴趣。大致在同一个时期，历史学家也开始厌弃政治史，大家的眼光都转向了社会史和文化史，历史上的国家也被遗忘了。到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首先是一些美国政治学家发觉这种情况很反常，提出要“把国家找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也就是要重新重视对国家的研究。这种“把国家找回来”的学术运动，不仅改变了政治学界的学术取向，也影响了历史学界。于是就有一批学者，特别是那些在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地带做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上的国家，特别是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有的学者还倡导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国家研究的复兴给欧美学术界带来了许多生机，特别是对政治学和政治史的研究来说，国家形象的重新凸显，是一件非常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事情。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是，欧美政治学理论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前些年学术界谈论得较多的是公民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受重视。当时流行的观点是把社会与国家并置，把它们放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来看待，有所谓“强社会、弱国家”或者“强国家、弱社会”这样的对举性的提法。这显然是把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且，这么看问题有一个潜在的价值取向，就是把国家简单地看成一个垄断暴力、行使支配权力的制度复合体，国家总是明目张胆地或阴险狡诈地施加很多的压迫、迫害、控制和监控，所以“强国家”是一件坏事，它会侵夺自由，抑制社会的活力。那时政治学更关注那些反国家的情绪，重视制约国家的力量，也就是社会和国家的博弈。近来有的美国政治学家反思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反对简单地把社会和国家置于对立的关系格局中。华盛顿大学的米格代尔教授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的理念，主张把社会和国家结合起来看待，特别是要把国家置于社会当中来考察。 这实际上就是要回到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当年的思路，只有从社会着眼才能真正理解国家。政治学理论认为，国家通常有两条边界：一条是物理的边界，就是国界线，借助于界碑、边防驻军、国旗、护照、签证、海关来体现；另外一条是隐性的边界，就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这条边界尤其不是固定的和僵化的，也不那么截然分明。这就是说，国家和社会之间有很多交叉、互动和相互渗透的地方。
    政治学界这两个新的理论倾向，很快影响到了历史学家对于国家的研究。我这里所谈的题目，可以说就是这种学术潮流的一部分。实际上，讨论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这是一个非传统的历史学题目。按照传统的历史学的路径，我们可以研究国家的形成、国家制度的演变、国家与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关系，我们还会关注国家干预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但是，我们不会用“国家构建”这样的词。“国家构建”是一个政治学的术语，也是一个很大的理论标签。最近十多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用这个词的人也越来越多，把它变成了一个“热词”。历史学界向来善于向社会科学学习，发现“国家构建”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就借用它来探讨历史上国家的变化。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国家构建”是一个后出的理论概念，而不是一个历史名词。也就是说，美国早期的人并没有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国家的演变，是后来的研究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历史上国家的变化，借用了这个政治学的理论术语。就像我们常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现代化一样，也都是用后出的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现象。
    “国家构建”在英文中叫做“state building”，有人理解为“国家制度建设”，我觉得是不够全面的。国家构建似乎应包含国家理念的形成和变化，国家制度的设置、调整和完善，国家功能的状况及其发挥的程度和后果。简单说来，“state building”涉及理念、制度和功能三个层面上的东西。所谓国家的理念，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以及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不同类型的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呢？是君权神授，国王“代天牧民”。贵族制国家把社会成员分成精英和普通人，统治国家的权利属于那些血统优异、智慧出众、经验丰富的少数人，这是贵族制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民主制国家强调人人平等，用人民主权作为合法性的基础。第二是国家制度的建设和调整，比方说，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体，国家需要应对的各种问题分别交给什么部门和机构来处理，这些部门和机构之间的权限和相互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第三是国家的功能和能力。国家应该起什么作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起作用，需要调动哪些资源来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些都涉及国家的功能和能力。
    由于一个社会始终处在变化当中，国家也不断面临新的任务和目标，因而“国家构建”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不是说，建立了一套国家制度以后，或者使国家具备某些功能以后，国家构建就“完事大吉”了。它是一个不断推进、不断变化的过程。在18、19 世纪，美国人普遍认为，国家不要管得太多，也不能管得太多，国家在多数情况下确实像一个“守夜人”。但是，到了今天，美国人觉得国家好像什么都得管，国家要是不管，就是政府的失职，政策的缺位，那就要问一问领导人的责任了。的确，从“二战”以来，美国的经济问题、福利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可是这三方面的问题又是个人、私人机构和社会团体无法单独处理的，必须有国家的介入，并且必须由国家来主导。于是，国家的制度和职能在不断调整，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强大，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国家；这样一来，关于国家的认识和理解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国家构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不能用固定的、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它。
    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国家构建的方式、目标和效果并不一样。有的国家构建是成功的，有的则是失败的。成功的国家构建意味着设立的国家制度是有效的，国家能够很好地发挥它的功能，实现它的目标，能够促进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失败的国家构建正好相反，通常导致社会失序，国民遭殃，甚至出现国家的崩溃。当代有些新兴国家不但不能维
    护社会秩序，无法保证国民的安全，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公共职能都难以承担：没有钱修路，没有钱维持军队，没有能力平息各种内部冲突，无法保证选举的正常进行，没有本事去打击海盗和保障航路的安全。这无疑是失败的国家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