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眼睛 福柯访谈录 修订译本

福柯不是一位学院派哲学家，因为他关注的对象——疯人院、监狱、妇女、儿童等——初看起来不那么“哲学”。然而正是由此，福柯发现了笼罩在世人身上的隐形的权力之网。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蛛丝马迹都被记录、分析，以便精准化营销。权力之眼不仅仅是圆形监狱、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是不断迭代的大数据。人人都是透明人。福柯并未远去，他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通过他生前留下的大量访谈和演讲，我们可以更便捷地了解他在《癫狂的历史》《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史》等著作中表达的深邃哲思。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

自画像
一种存在的美学
权力的阐释
权力与性
思想批评转型
监禁精神病学监狱
文学的功能
当代音乐与大众
哲学的生命
惊奇与欺骗的“双重游戏”
性的选择
对真理的关怀
权力的眼睛
身体与权力
性的历史
游戏的赌注
权力的地理学
两个讲座
论社会保险
译后记

     自画像 瑞金斯 读者能够从你的著作中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对沉默的欣赏。你描述了沉默给人带来的自由，沉默的众多原因及其蕴涵的意义。譬如，你谈到有很多种沉默。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自传性的成分？ 福柯 这么说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是在此之前的天主教氛围中长大的孩子都知道：有很多种说话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沉默的方式。某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另一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我深深地记得制片人丹尼尔·施密特造访我时的情景。我们才聊了几分钟，就不知怎地突然发现彼此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来我们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呆到午夜。我们喝酒，猛烈地抽烟，还吃了晚餐。在整整十小时中，我们说的话一共不超过20分钟。从那时起，我们之间漫长的友谊开启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沉默中同别人发生友情。 这种对沉默的欣赏也许还同说话的义务有关。我小时候生活在法国外省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中，我们不得不同家里的客人进行各种谈话，这令我感觉苦不堪言。我常常纳闷，人为什么非得说话不可呢？沉默也许是同别人交往时更有趣的手段。 瑞金斯 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对沉默的欣赏要远远超过英语社会或是法语社会。 福柯 是的，你瞧，我们的文化很不幸抛弃了不少东西，沉默即是其中之一。我们的文化不是沉默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也不是一种鼓励自杀的文化。我想日本人是鼓励自杀的。年轻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被教会在同别人交往的时候，能因人制宜地保持不同性质的沉默。对他们来说，沉默是体验同他人的关系的特定手段。我以为这种对待沉默的态度真是值得发扬光大。我提倡把沉默发展为一种文化气质。 瑞金斯 看来，你不但对古代迷恋，对其他文化也心仪得很。你学术生涯的头十年就是在瑞典、联邦德国和波兰度过的。就法国学者而言，这种生涯很不寻常。你能否谈谈为什么要离开法国，为什么又要在1961年回国。从你前面的话听起来，你似乎更喜欢生活在日本？ 福柯 如今在法国，反沙文主义是一种风雅时尚了。我希望不要把我同那帮人混为一谈。如果我是个美国人或加拿大人的话，也许我会受到北美文化某些因素的侵害。无论如何，我已经受到并在继续受到法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大量侵害。这就是我1955年离开法国的原因。顺带说一下，1966年和1968年我出于接近个人的原因在突尼斯呆了两年。 瑞金斯 你能否谈一下，法国社会到底在哪些方面侵害到你。 福柯 在我离开法国的时候，个人生活的自由还是受到非常严厉的。那时候，瑞典就要自由得多。在瑞典，我体会到，某些自由对人同样具有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虽然在后果上与来自直接的那些不同。这种体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尔后我在波兰呆了一年。在那里，共产党给人带来的当然又是另外一种了。在不长的时期内，我经历了像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法国那样的老式的传统社会，还有瑞典这样的新的自由社会。我当然不会说那时我已经历了所有的政治可能性，但是我对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是有所体验的。这种经验是很重要的。 瑞金斯 在20年代和30年代，很多美国人基于和你在50年代一模一样的理由到巴黎来。 福柯 不错。可是现在我不认为他们到巴黎来是为了自由。他们来是为了尝尝老式传统文化的滋味。他们到巴黎来，就像17世纪画家们纷纷到意大利去观赏一个正在死去的文化。你瞧，我们在外国总是能拥有比在自己国家多得多的自由体验。当我们是外国人的时候，就能无视那些约定俗成的制约，这些制约并不写在法律条文里，而是隐含在普遍的行为方式中。其次，当对你的约束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也能被体会为某种意义上的自由。 瑞金斯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还是让我们先回到你早年在巴黎的日子。我知道那时你是圣安妮医院的心理医生。 福柯 是的。我在那里大约工作了有两年多的时间。 瑞金斯 你曾经说过，你对病人比对同事更有认同感。对一个心理医生或是精神病医生来说，这实在是异乎寻常的。后来，当别人满足于把现有的流行的精神病学观念进一步精致化时，你则部分是基于这段经历，对精神病学提出了猛烈的质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福柯 事实上，我并没有获得正式任命的心理医生职位。我当时只是在圣安妮医院学习心理学。那是50年代初。在当时的精神病院中，心理医生还没有明确的职业位置。因此，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先学的是哲学，然后是心理学），我在那里的位置是非常奇怪的。部门主管对我很客气，允许我随心所欲地做事情。无人关心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以说是居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一个位置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非同寻常的特质，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态度，接近是由于我自身职业身份的含混性，迫使我同其他医生保持距离。只是到了好几年后，我开始写一本精神病学史的书的时候，这段令我不快的个人经历才进一步变成一种历史批判和结构分析。 瑞金斯 圣安妮医院有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