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先前的文章，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对于可能抑制实现倾向表现的社会力量，他引入了一个消极的价值判断。当这篇论文在1963年发表的时候，罗杰斯也走完了他奉献给心理治疗的一生。这一工作的大部分是在芝加哥进行的，罗杰斯和比尔·库尔森（Coulson，1987）都将这位来访者称为“芝加哥神经症患者”。（注：当代的读者请注意不要把它看作一个轻蔑性的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临床界，它仅仅用于描述来访者这一群体，以将他们与“精神病”“精神病来访者”等区别开来。）在典型的“神经症”失调中会发现实现倾向与父母的强大命令相冲突，例如：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你的自我表现是危险的；要三思而后行；诸如此类。对于这位来访者，罗杰斯在1963年认为了其实现倾向的力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副作用是将所有可能阻碍实现倾向的影响力都归于消极的。“正常的”社会制约没有了立足之地：任何社会制约都被视为一种消极影响。正是理论结构上的这一转变为罗杰斯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标志就是他移居加利福尼亚。罗杰斯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文化的先锋，这种反传统文化挑战了前辈们所强调的对自我表现的压制。
比尔·库尔森(Coulson，1987）对罗杰斯的这一新价值观提出了批评。该批评的更详细内容见其他文章（Mearns and Thorne，2000：179180），不过，简言之，库尔森提出，许多社会制约实际上是“正常的”，并且代表了个体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一种合理调和。然而，作为与这一运动的中心如此密切相关的人（他与罗杰斯在威斯康星州共同工作，之后又同赴加利福尼亚），库尔森提出的挑战被罗杰斯的许多同事认为是异端邪说，尽管在库尔森看来，罗杰斯自己并不这样认为（Coulson，2000）。反对者片面地认为，库尔森仅仅只代表了来自亲子社会化的压制力量。这种反应体现了对新发展的辩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可以从一种更确定的立场来重新思考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就太狭隘了。对于库尔森而言，社会环境，尤其是家庭，代表的并不是抑制力量而是恰恰相反。它们为自我表现和自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环境。在社会环境中关注与同伴的对话大大增加了个体自我实现的机会。
罗杰斯对“神经症”的社会化过程的关注了他对社会环境的思考。他对社会化不良影响所进行的观察重要而有用，然而这些观察的短期影响则是促使人们在相反方向走得太远——不欢迎所有的社会影响。看看这同一过程如何在来访者身上概括出来是非常有趣的。一旦他们摆脱了使自己无能为力的社会制约，他们常常在一段时期内偏移到另一个方向，并且由于拒绝正常的社会影响而变得“难以相处”。幸运的是，在适当过程后，这种偏移获得了一种更加现实的平衡。
然而，根据罗杰斯的理论，与社会影响有关的防御和判断的立场抑制了它的发展,及其应用于其他文化和信仰系统的可能性，在那些文化和信仰系统中，个体被视为根植于社会环境中并无法与之分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实现的概念只在这种根植的背景下才有意义。在当今的日本文化中可以找到相关例子。日本人普遍感到团体很重要，并且这种基本感受交织到了现代结构中。因此，举例来说，一些以人为中心方法的学校心理咨询师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接受过培训，他们不仅与学生本人交流，而且还到学生家中与他的母亲或祖母交谈，然后返回学校会见他的家庭指导老师，甚至朋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学校心理咨询师则可能会对以这种扩大范围进行工作的方法采取谨慎态度，并且会关注保密性。但是不能说这种严格控制范围的工作方式更好或者更坏——它仅仅是反映出了不同文化的差异。在日本，学生来访者希望心理咨询师结合自己的整个团体进行咨询工作，因为作为一个人，他不仅仅是团队的一部分，而且他的团队也是他的一部分（Ide，Hirai and Murayama，2006；Morita，Kimura，Hirai and Murayama，2006）。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在当代有许多类似的机会，可以将自己应用于各种文化和亚文化，而该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挑战（Balmforth，2006；Boyles，2006；Chantler，2006；Khurana，2006；Lago，2006；Lago and Haugh，2006；Sembi，2006；Shoaib，2006）。我们同样还在对话中目睹了引人注目的尝试，例如伊纳亚特（Inayat，2005）将伊斯兰教中的自我概念与心理学理论结合起来。这些极有意义的发展表明，正如罗杰斯所做的那样，这个理论需要进行修订和丰富，从而使它从20世纪6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发展到更符合现代世界观。
在论述实现倾向时，罗杰斯说：“最终，有机体的自我实现会朝着广义上的社会化的方向发展。”（Rogers，1951：488）对社会维度的这一让步是不够的，它既没有反映出与各种遭受不同烦恼的来访者进行会谈的临床经验，也没有反映出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人类是极其社会化的动物，其大部分发展途径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我们与朋友、同事、伴侣，以及子女的关系代表了我们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大多数潜在环境。因此，在发展罗杰斯的理论时，我们提出了作为实现倾向缓冲器的社会调解这一概念（Mearns，2002；Mearns and Thorne，2000：182183）。除了个体具有维持和发展的驱力之外（实现倾向），我们还假设了一种制约力量，它同样也存在于个体内部，寻求与个体的社会环境形成一个整体。换言之，不允许促进成长的力量不经过某种检查或“调解”而不断增强。通过这一方式，个体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并且还维持了充足的社会背景，而这些社会背景反过来又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使用了实现过程这一术语来描述实现倾向和社会调解二者之间的结合。在其他地方，我们说道：
在这次理论的修订中，实现过程成为了核心概念，它被描述为实现倾向需要与在个体社会生活空间的不同领域中所进行的社会调解之间的内部平衡状态，以及为了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而对该内部平衡的重构。（Mearns and Thorne，2000：184）
在与孩子的亲人沟通时，桑迪的话让人心有余悸。显然，大多数进行着自我协调的人并不像桑迪那样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成年后仍然缺乏社交能力，而这可能会长期反复地出现。他们为了从情感虐待中生存下来而发展出的自我防御系统泛化到了其他人际关系上。（见斯特恩的“RIGs”概念——“即对已泛化的相互作用的表征”——Stern，2003；Mearns and Cooper，2005：2730。）这一过程的社会后果可能会迥然不同。在他人的眼中，该个体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他可能会：
受欢迎却“无法接近”→独来独往并孤独寂寞→克制→冷漠→残酷→杀人或自杀
说得委婉一些，他们的自我协调过程导致该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变得困惑并恐惧。他们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而且开始放任自流。但是他们的确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出了问题。他们已经尽了自己优选的努力。他们甚至曾经尝试去思考他人希望自己怎样，并且做到那样（在一定限度以内）。但总是徒劳无功。当然，关系中的另一方注意到的却是没有持之以恒地进行这样的努力，并且缺乏有效的共感。
在自我协调过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中，这种人吸引着他人但却无法与其建立起关系，因为最终他们不得不如此克制。他们需要对现实世界进行界定，并且防范其变化无常。他们在物质层面上做得很好，并且在较浅层的人际关系中恰当地发挥着功能，但是他们需要在人际关系中成为“明星”——他们所重视的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并且，当然，不会对自己提出持久要求。同样，当对方结束关系时，他们真的很惊讶，因为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说得更严重些，这种人对自己和他人都很危险。人际关系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威胁，以至于其自我防御没有显示于困惑或克制中，而是显示在了冷漠甚至暴力中。他们的恐惧是如此深入内心，他们所作的调整是如此微弱，以至于冷漠甚至破坏性（对自己或他人）可能成为他们剩下的专享防御。
本章的目的在于概述新的以人为中心理论，所以我们将不会探寻自我协调来访者的咨询案例。不过，读者可以参看默恩斯和索恩（Mearns and Thorne，2000）以及默恩斯和库珀（Mearns and Cooper，2005）所描述的来访者“博比”(Bobby)的案例。
以人为中心理论的近期发展拓宽了这一方法的来访者适用人群。不仅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内，从整个心理咨询职业来看都存在一种将适用性界限窄化,从而创造舒适地带的趋势。对于心理咨询来说，把工作范围仅仅限定为所谓的“神经症”人群是很容易的。除非遇到伴随有脆弱过程的那些极富挑战性的来访者（见本章随后部分），通常该人群符合心理咨询师选择运用的咨询工作日程与界定。出现其他形式心理问题的来访者会给治疗关系及咨询工作日程带来新的挑战。有些人喜欢把心理咨询看作与一个相当配合的来访者进行定期会面，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抵制对心理咨询工作的这一更广泛的界定。但是这一挑战必须引起注意，因为在目前，可能该人群中只有10%的人认为应该接受心理咨询。如果我们要扩大适当性的范围，那么就需要修订我们的理论，使它与更广泛的文化信仰系统相一致，并且在我们界定治疗背景的方式上更加灵活而富有创造性。经典心理动力学对心理咨询的日程和界限存在一些成见，而这些成见一直统治着心理咨询职业性质的界定，应该向这些成见提出挑战，它们了这一职业的发展并且可能最终会使其丧失活力。
理论假设1—4
我们提出了四个有关心理问题根源的理论假设，以对新理论进行一个概括。这些在默恩斯和索恩（Mearns and Thorne，2000：181184）以及默恩斯（Mearns，2002）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