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中国与大战》是有名靠前史学家徐国琦先生的一部学术著作，旨在通过探究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向世人呈现中国为加入靠前体系，跻身靠前世界而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我们了解靠前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以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提供了切实可信的文本。

《中国与大战》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有名靠前史和跨国史学者徐国琦先生的“靠前史”三部曲之一。徐先生用靠前史方法及多元视角研究了中国及世界历目前一个鲜为人知的题目：中国与靠前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 一战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是跟五四运动紧密结合的一个靠前事件。然而大部分中国人只知道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有关，却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关联。中国与一战的关系，远比人们认识或想象中的更紧密，一战对中国跻身靠前社会的重大意义，也远比人们认识或想象的更重大！中国与一战的关系，确如作者所说，是世界目前被遗忘的一章！ 而在本书中，作者一改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采用靠前史视角——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视角，把全世界纳入本领域的研究框架，通过到世界各国的档案馆读档，再用专门的研究方法对档案深入分析，从中国准备加入靠前体系所做的努力写到巴黎和会上中国为寻求世界新秩序而做的抗争，完整披露了中国通过“一战”寻求融入靠前体系、迈向靠前舞台的经历，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域和方法。

作者：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基金优选化历史讲席教授。从1990年代开始，即在海外读书、教书和写书，脚踩东西文化，手写靠前文章。系西方有名靠前史和跨国史学者。 译者：马建标，历史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导 言 不久前，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法国在整个20世纪中有“两大执着”，一是法德关系，二是对自身的国际地位的关注。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自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只有一件事情特别执着：即如何以平等成员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 第一章 中国为加入国际体系做出准备 要明白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895至1914年期间，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是被一个双轨的进程塑造的，那就是深度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及内在化（internalization）。国际化是指中国人积极地参与及投入国际体系并接受各种思想观念、社会势力和时代潮流的影响; 内在化指中国为实现复兴及为国际化做出准备的过程和状况，这是采纳和改造外来力量并使它们化为中国本土的一部分的过程。 第二章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与新式外交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国公众舆论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公众 舆论在中国是一项政治创举。在近代中国，新闻媒体所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则是催生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在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思想已经成为公众的意识形态，而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理想。 第三章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 尽管中国精英对国际事务和世界秩序的现状表现出不少困惑，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还是对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做出了反应。迄今为止，很少有历史学者关注这个时期存在的外交政策群体。由于缺乏这种认识，使得历史学者对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真实关连就难免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第四章中国的另一种战略：“以工带兵”计划 为了与协约国方面建立密切的联系及日后加强中国参战的理据，中国政府当局在1915年制订了一套具有创造性的新战略。传统观点一向认为“以工代兵”计划是一个“由协约国在1916年所提出……设计巧妙的华工招募计划”。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华工招募计划早在1915年就已经提出了，而且最早提出该项计划的是中国而不是协约国。华工出洋计划在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的 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更是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手段。 第五章中国正式参展 在众多的参战国中间，中国也许是最特殊的一个参战国。没有一个中立国像中国这样把自己国家的命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怀抱如此高的期望，而且还在参战过程中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1917年宣战是中国20年社会变化的发展结果，其中有一个积极的富有活力的外交政策公众的出现，这个外交政策公众推动了中国新式外交的形成。 第六章 内 战 也许没有任何一项外交政策主张比得上中国的参战政策那样对中国的内政和社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尽管参战政策是中国第一次重大的独立的外交方略，但是中国不仅没有享受到参战政策所带来的果实，却饱尝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以及国家的分裂。有关参战政策的辩论加剧了派系之争，怂恿了军阀主义，并导致内战的爆发。 第七章 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 尽管中国在参战问题上遭遇到诸多的不幸与挫折，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民对协约国最终取得的胜利无不欢呼雀跃、兴奋异常。不仅如此，当这一消息传到中国时，北京政府立即宣布全国放假三天，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官不仅竭力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要求修改不平等的对外关系，他们还积极参与创建国际共同体，并使中国成为该共同体的平等 成员国。

    中国与一战：世界目前被遗忘的一章 靠前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激发中国人对靠前事务产生兴趣，并引起国人对自身与世界进行重新反思的呢?本书旨在分析靠前次世界大战对中 国而言如何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如何成为一个影响中国人世 界观的转折点并影响到它以后的道路。虽然靠前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一 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是它出乎意料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靠前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如此重要，那么历史研 究者为何迄今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为何对中国与靠前次世界大战关系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尚付阙如呢? 无论哪种语言文字的著作，都没有 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参与靠前事务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参战问题，这是为什么?历史学者普遍冷落中国与靠前次世界大战关系的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学术界有关一战的研究却是汗牛充栋，并且认可一战是世界目前重大事件之一。 许多年来，靠前次世界大战一直都在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看起来，历史学者已经挖空心思从每一个角度对靠前次世界大战进行研究，已往的研究著作既有高屋建瓴的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个案考察。其中，在广义的议题上，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为数不少的很好著作，比如关于靠前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研究，以及有关一战期间欧洲的跨代问题研究。如同亨利·梅（Henry May）所言，靠前次世界大战象征着美国“天真无知时代的终结”，近来还有学者认为，靠前次世界大战也意味着西班牙历目前“一个时代的结束”。学术界对靠前次世界大战的兴趣依然方兴未艾。 虽然有关靠前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令人吃惊的是， 中国与靠前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几乎无人涉猎或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比 如有名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的《靠前次世界 大战新论》（ The First World War）中就接近忽略了中国在靠前次世界 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再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靠前次世界大战之悲怆》（ The Pity of War）也没有提及中国，即使论述中国参与靠前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其实会有助于弗氏著作的说服力。难怪柯伟林（William C.Kirby）指出:“人们可以阅览到有关靠前次世界大战的大量历史书籍，而不知道中国曾经参战的历史事实。” 我们有理由质疑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为什么至今还找不到足以与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的开创性著作《1914年的一代》（ Generation of 1914）相媲美的有关中国民众对靠前次世界大战的反应 的研究?像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的《靠前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社会》解析一战对美国社会影响的精辟论述一样系统性分析一战对中 国社会的影响的研究何时才能问世?类似弗雷德里克·迪金森（Frederick Dickinson）对靠前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的研究如今何在?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尚留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这一时期果真 像外界一般认为那样，只是一个政治混乱的军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使她被其他大国欺负?靠前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对靠前次世界大战有没有贡献?中国人参与靠前事务的兴趣有多大程度是被一战引发的?很后，参战经历是怎样塑造了中国的国家认同，并促进中国的靠前化? 所有这些问题还需要通过对中国参加靠前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予以仔细地探讨。 固然，早期的中华民国国力虚弱而且内政混乱，中国在靠前体系里 一直被边缘化，而且靠前政治结构不稳定。但上述事实并不能佐证老生 常谈的观点，认为中国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外交，缺乏意愿改变其地位。这种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当强国普遍依靠非外交的方式时，弱国会 特别注重外交，因为这也许是促进或保护其国家利益的专享手段。有时辉煌的外交成就恰恰是因为国力的软弱而非国家的强大。在拿破仑失败后，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时代的法国就是一个杰出的事例。得力于塔列朗出色的外交谈判使这个战败未久的法国不仅确保了领土的完整，更得以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另一传统观点还认为，中国与这场实际上是欧战的战争事实上没有 什么关系，这种说法也不恰当。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并被德国 和英国等欧洲诸国分割成许多利益范围，无论如何注定是要被拖入战争的。因此，中国主动参战是更为有利。中国趁靠前次世界大战之机抛弃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并几次主动要求参战。虽然中国一直到1917年8月才成功参战，但是中国借机主动参与靠前事务是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本国靠前地位重新思考的具体体现和反映。靠前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许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所取得的外交成就则是卓尔不凡的。很近，柯伟林对此有公允的论述，他说:“以中国当时极弱的国力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成就是非同凡响的。”柯伟林认为，“清朝虽然覆灭，但帝国依然存在。更准确地说，清帝国成了中国民族国家（the Chinese national state）的基础。这也许 是中华民国外交很了不起的功绩”。人们可以认为，是早期的中华民国 为这个整体的外交功绩奠定了基础。在民国初年，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重大外交举措，这是值得称道的。靠前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重要的转折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无法理解中国在靠前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进行的新靠前主义外交，我们恐怕难以接近领会柯伟林的观点。 尽管在靠前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忍受政 治混乱、经济萧条和社会苦难，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激动、希望、期待、乐观和许多新梦想的时期。这一时期好比中国目前的战国时期以及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里的革命年代。各种思想观念、政治理论和国家认同的方略相互激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知识方面的创新，并催生出强大的变革力量。各种新观念、历史学说甚至是对一战事态发展的反应也大量涌现，并充斥于全国的新式印刷媒体中。各种新的政治观念的出现［民族主义替代儒家思想;民族国家替代文化主义（culturalism）］，留学生的回国，新资产阶级的活跃（而非传统士绅和官僚），公共领域和现代印刷媒体的出现，尤其是变化中的国 际体系本身，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的复兴。在中国近代目前，过去从未发生过舆论及社会和思想资源的动员在塑造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诸方面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同时又激起国人寻求国家身份认同的重大兴趣。中国人过去从未对靠前事务显示出如此浓厚的兴趣，也未曾实行过旨在振兴国家及为加入靠前社会的新式外交。遗憾的是，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活力及激情在传统的中国与一战关系的研究中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