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研究

本书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方法论，融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于一体，在全面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和概括了其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科学内涵与理论地位、方法论原则，系统阐释我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认知方法、思维方法、领导方法和实践方法的“四位一体”的完整方法论内容体系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

李世忠，男，祖籍山东淄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致力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方法论、文化哲学的研究。现为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蒙古国研究生大学硕士生导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与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委党刊《前线》网刊兼职编辑。主持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和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各1项，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近年论文被《求是》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北京市委《前线》网转载。

1.形成背景、科学含义、地位和方法论原则
1.1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形成背景、科学含义与地位
1.1.1 形成背景
1.1.2 科学含义与地位
1.2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原则
1.2.1 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创新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1.2.2 现实逻辑与中国梦目标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1.2.3 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论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2.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认知方法
2.1 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
2.1.1 基础含义
2.1.2 历时态认知全面从严治党主要内容的七大“纤维”构成
2.1.3 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的生动运用
2.1.4 习近平历时态纵向认知方法的价值旨趣
2.1.5 历时态认知方法的地位
2.2 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认知方法
2.2.1 全面从严治党立足现实指向未来，没有完成时
2.2.2 现实与未来相结合认识方法的运用
2.3 底线思维的认知方法
2.3.1 底线思维的哲学依据
2.3.2 “底线思维”认知自律与他律
2.3.3 底线思维认知腐败问题
2.3.4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3.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思维方法
3.1 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思维方法
3.1.1 “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 的辩证思维方法
3.1.2 以联系的观点，总揽全面从严治党
3.1.3 以矛盾分析的方法，谋划全面从严治党
3.1.4 以质量互变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1.5 严明党纪与发扬民主的辩证思维方法。
3.1.6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2 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思维方法
3.2.1 历史思维方法的基本内涵
3.2.2 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思维方法的提出
3.2.3 历史思维方法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的运用
3.2.4 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思维方法的意义
3.3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维方法
3.3.1 战略思维的哲学内涵
3.3.2 战略思维方法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运用
3.3.3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维方法的现实意义
3.4 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思维方法
3.4.1 创新思维方法概说
3.4.2 自我革命推动思维创新
3.4.3 全面从严治党创新思维方法的体现
3.4.4 全面从严治党创新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
4.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领导方法
4.1 落实主体责任的领导方法
4.1.1 落实主体责任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
4.1.2 落实主体责任是对象化活动的必然要求
4.1.3 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4.1.4 从严追责问责，推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4.2 “顶层设计”的领导方法
4.2.1 基本概念与基本特征
4.2.2 全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的提出
4.2.3 全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领导方法的运用
4.3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方法
4.3.1 基本含义
4.3.2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理论依据
4.3.3 集中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领导方法的体现
5.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方法
5.1 标本兼治的实践方法
5.1.1 标本兼治实践方法的哲学依据
5.1.2 补钙固本与“打虎拍蝇”相结合
5.1.3 标本兼治的制度安排与体制机制相结合
5.2 “点面结合”的实践方法
5.2.1 “打虎拍蝇”带动“全面”从严治党
5.2.2 政治建设统领全面从严治党各个领域
5.2.3 “拔出萝卜带出泥”与“挖泥拔萝卜”相结合
5.3 专题性、阶段性、分步骤有序推进的实践方法
5.3.1 分阶段、有步骤开展专题教育活动
5.3.2 从出台“八项规定”到持之以恒纠“四风”
5.3.3 从“打虎拍蝇”到巡视利剑再到追逃追赃
6.1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特色
6.1.1 “四位一体”的整体性特色
6.1.2 鲜明的时代特色
6.1.3 鲜明的创新性特色
6.1.4 突出的话语特色
6.2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意义
6.2.1 理论意义
6.2.2 实践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形成背景、科学含义、地位与方法论原则 1.1.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形成背景、科学含义与地位。 1.1.1.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形成背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5页。]]。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斗争都离不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党自身建设好，即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7页。]]以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历史性抉择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随着这个伟大历史进程的推进，我们党也“面临着严峻复杂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要保持长期执政，领导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从严治党。”魏礼群：《“四个全面”：新布局新境界》，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第24页。 1.1.2.科学含义与地位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党的建设面临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应对“四大风险”、“四大考验”，开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该方法论是包括全面从严治党的认知方法、思维方法、领导方法、实践方法在内的“四位一体”的系统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色和突出的话语特色。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形成基础，是从严治党实践基础上党建理论的进一步升华、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新时代指导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方法论、是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与理论的链接枢纽，是架起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与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中介环节，是“舟”或“桥”。它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新成果、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中的一个突出亮点，是谋划全面从严治党，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