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齐默 (Carl Zimmer)，美国有名科普作家，曾担任Discover资深编辑，是《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国家地理》和《科学》等有名科学杂志的撰稿人，在《自然历史》杂志开有专门介绍进化的专栏；曾获得2004年科学新闻报道奖等多种奖项，著有《水之滨》（At the Water’s Edge）、《霸王寄生物》（Parasite Rex）和《血肉灵魂》 （Soul Made Flesh）等多部科普作品。
第二章 好像承认杀了人：《物种起源》之缘起
达尔文到了伦敦，发现哥哥并不是一位认真的博物学者。让伊拉斯谟如鱼得水的地方，不是实验室，而是晚宴和绅士俱乐部。他带查尔斯进入社交圈，查尔斯立刻融入其中，但他和伊拉斯谟不同，他同时也勤奋工作：撰写讨论地质学的论文，完成一本叙述自己航旅经历的书，并且安排让专家研究他手上的化石、植物、鸟类及扁虫等各类标本。 几个月不到，达尔文的努力便得到回报，如今他俨然已是全英国最有前途的年轻地质学者。但他心里却包藏着一个秘密：他在私人小笔记本里涂写的都是关于生物学的笔记，而非地质学。他朝思暮想的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或许他祖父的想法是对的！ 生物学在达尔文离家的五年内有长足的进步，许多新物种被发现，旧秩序因此受到挑战，同时科学家利用显微镜，开始了解卵如何发育成动物。英国的博物学者不再满足于佩利所提倡的上帝分别设计出每种生物的说法，因为这无法解释关于生命最根本的问题：如果生物真的是上帝精心设计的，他设计的“精密度”为何？有些物种彼此非常相似，有些物种则差异极大，这又如何解释？所有的生物都是在地球形成时就出现了，还是由上帝逐渐创造出来的？
英国的博物学者不再把上帝看做一个事必躬亲的管理员，反之，上帝是创造出一套自然法则，然后激活它们，让它们自行运作。时时刻刻都得插手的上帝，似乎不如一开始便做出正确的――而且有弹性的――通盘设计的上帝能干。许多英国博物学者都同意：生物随着地球历史进程而改变，曾经有许多较简单的动植物灭绝，被较复杂的动植物取代。但他们仍认为这是一个庄严神圣、遵循上帝指引的过程，而不是像拉马克在1800年所提出的纯物质的进化。到了19世纪30年代，另外一位巴黎国家博物馆的动物学者圣伊莱尔（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开始鼓吹新的进化理论，让这些英国佬又起了一阵寒栗。
原型与祖先
在博物馆内共事的拉马克和圣伊莱尔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但圣伊莱尔是靠自己研究、比较过不同动物的身体构造后，才接纳了进化的观点。当时的传统观念相信，只有身体功能类似的动物，才会有类似的构造，圣伊莱尔却发现太多的例外；例如，虽然鸵鸟不会飞，但它们和飞鸟却有着相同的骨骼构造。同时，圣伊莱尔指出，许多物种看似与众不同的标记，其实并不特殊；比方说，犀牛角看起来很特别，其实只是由一团密实的毛所形成。 圣伊莱尔在尝试解开物种之间隐秘关联的过程中，从德国生物学者那儿获得许多启发。对后者来说，科学是一种形而上（transcendental）的追求，旨在发掘生命合一的秘密。例如，诗人（也是科学家）歌德认为植物的每一个部分――从花瓣到刺――其实全是同一个基本形态的变异：叶子！这些德国生物学者认为在多元化的生命中，隐藏着某些永恒不变的模型，亦即他们所谓的“原型”（archetype）。
圣伊莱尔决心找出所有脊椎动物的原型。 圣伊莱尔认为每只脊椎动物骨骼内的每一根骨头，都是原型脊柱骨的变异；他接着更进一步宣称，所有的无脊椎动物都是根据同一个蓝图发展出来的。依照他的解释，龙虾和鸭子其实是同一“主题”的两种变异。龙虾是节肢动物，这组动物还包括昆虫、虾及鲎。节肢动物与脊椎动物虽有少许相似处――它们的身体都是沿着长主轴对称发育，头部有眼及口――但两者差异却极大。节肢动物的骨骼为一层硬壳，长在身体外面；脊椎动物的骨骼却长在体内。脊椎动物有一根沿背部往下走的脊髓（即脊柱神经），还有一条沿身体正面往下走的消化管道；这种安排到了龙虾或任何一种节肢动物体内，却正好相反，变成肠子在背部，神经系统在腹部。 节肢动物与脊椎动物看似无从比较，但圣伊莱尔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节肢动物其实是活在一根脊柱骨内的，而且把腹部变成背部也很容易，所以龙虾可以转变为鸭子。节肢动物的设计和脊椎动物一模一样，只是反过来而已。“因此，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只有一种动物。”圣伊莱尔声称。 到了19世纪30年代，圣伊莱尔把自己的理论再往前推一步，宣称：这种转化并非纯粹是几何学上的抽象概念，动物的确曾随着时间而改变形状。圣伊莱尔并不想让拉马克的理论复辟，因为他并不同意拉马克认为后天获得的特征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假设。他认为是因为环境发生变化，使卵的发育受到干扰，才生出畸形动物，变出新的种。
圣伊莱尔宣称任何一个观察胚胎发育的人，都可以清楚看见上述的进化史。当时的德国科学家已发现胚胎可以在几天之内，从一种形态，发展成另一种和成体迥然不同的形态，他们将倏忽即变的身体部分及形状仔细记录下来，宣称观察的时间愈长，愈能在无秩序中找出秩序。尤其是胚胎形态由简到繁，特别惊人。研究者甚至断言每次型态变得更复杂，即表示发育进入另一个新阶段。 其中一位德国科学家奥肯（Lorenz Oken）对此过程的解释如下：“动物个体在发育过程中历经动物界的每一个阶段，随着新器官的成形而不断升上新的台阶；胎儿在不同时段所代表的类别则囊括了所有的动物类别。”胚胎刚开始像条虫，只是一个管状物；后来长出肝及血管系统，变成一只软体动物；有了心脏及阴茎后，又变成一只蜗牛；待冒出肢足后，变成昆虫；等骨头发育好了，就是条鱼；有了肌肉，是爬虫类；循序渐进，最后变成人。“人是自然界发展的巅峰。”奥肯宣布。 圣伊莱尔认为胚胎不仅攀爬自然之梯，拾级而上，还重演历史。人类的祖先其实是鱼，胎儿在发育早期有鳃裂，便是实证。
在圣伊莱尔鼓吹进化理论期间，欧洲的探险家发现了许多新物种，全都符合他的理论。比方说，澳大利亚的鸭嘴兽是哺乳动物，却有个鸭嘴，而且是卵生，圣伊莱尔因此说它是哺乳类及爬虫类之间的“过渡”形态。探险家又在巴西发现可以用肺呼吸空气的肺鱼，这种怪鱼连接了海中及陆上的脊椎动物。 英国的一流科学家群起驳斥圣伊莱尔，就像他们反对拉马克一样。剑桥地质学者塞奇威克便指责两位法国人的研究结果，是“粗劣（甚至‘肮脏’）的生理学”。
不过尽管一般英国科学家厌恶进化论，但在19世纪30年代正面攻击进化论的人却只有一位名叫欧文（Richard Owen）的杰出青年解剖学者。 凡英国获得如肺鱼及鸭嘴兽等新物种的标本时，通常都由欧文首优选行解剖研究，他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击圣伊莱尔的主张。欧文指出鸭嘴兽会分泌乳液，这是哺乳类的标记；而肺鱼虽有肺，却不像陆上脊椎动物有明显的鼻孔。对欧文来说，这一点便足以将肺鱼归类为普通的鱼。但就连欧文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坚持上帝创造万物，众生的设计反映了上帝的良善。欧文也想发掘造物的自然机制，他是个优秀的博物学者，虽厌恶圣伊莱尔对进化妄加臆测，却无法否认后者的说法有些道理。物种间的类似处，以及它们显示出的一系列转化阶段，实在不容否认。 欧文的结论是：圣伊莱尔对证据的诠释过于偏颇。比方说，他知道圣伊莱尔对胚胎形态的看法已被近期新的研究结果淘汰：一位名叫冯贝尔（Karl von Baer）的普鲁士科学家已证明生命的进程并非一道简单的阶梯，由高等动物的胚胎简要呈现出较原始动物的发展过程。脊椎动物的胚胎在最早期看起来的确都很类似，但这是因为那时它们的细胞数目还很少。随着时间过去，它们会愈变愈不一样。鱼类、鸟类、爬虫类及哺乳类都有肢足，其胚胎一开始时都是形成肢芽（limb bud）；但经过一段时日，肢芽会变成鳍、手、蹄、翅膀和各种独特的肢足，这些类别不可能互换。“将动物依完美程度作线性排列，”冯贝尔写道，“是不可能的。”
欧文野心勃勃，欲集冯贝尔、圣伊莱尔及当代所有伟大生物学者的研究之大成。他想抵抗进化论，只是，他的抵抗方法，是找出能够解释化石及胚胎证据的自然规律。 小猎犬号返国三周后，欧文第一次见到达尔文。他们俩同去赖尔家晚餐，达尔文叙述智利大地震的经历，娱乐宾主。餐后，赖尔介绍这两位年轻人认识（欧文只比达尔文大五岁），二人相谈甚欢。达尔文知道借着欧文的名气，自己的哺乳动物化石将受到全英国的重视，于是当晚便邀请欧文检查他的化石。欧文欣然同意，心想这些前所未见的化石将提供他一次验证自己观点的机会。 但是，欧文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达尔文也会把他变成一尊食古不化的化石。
令人困惑的异端之说
小猎犬号返国四个月之后，达尔文开始听到专家对于他搜集的化石及动物标本的回音。刚开始众说纷纭，令他困惑。欧文在检视哺乳动物化石后，宣布它们是南美洲现生动物的巨大变种，包括跟河马一样大的啮齿动物，以及跟马一样大的食蚁兽。达尔文不禁要问：地球同一地点的已灭绝动物及现生动物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现今的动物会是化石动物经过修正的后代吗？ 达尔文早已将他搜集自加拉帕戈斯的鸟标本交给英国最杰出的鸟类学家古尔德（James Gould）。采集的时候他并不重视这批标本，直到他去动物学学会参加过古尔德的讨论会后，才为自己的轻率大感遗憾。达尔文根据鸟喙，判断大部分标本为芬雀、鹪鹩及鸫，但古尔德却宣布它们全是芬雀，只不过其中有些具有像鹪鹩或鸫的喙，以便摄食某些特别的食物。 后来达尔文去古尔德的办公室，古尔德指出他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大部分的鸟都没有准确记录采集自哪一个岛屿。达尔文当时觉得这并不重要，他只记录了三只来自三个不同岛屿的反舌鸟（嘲鸫），结果古尔德指出这三只反舌鸟“分别”属于三个全新的鸟种！
达尔文不懂为什么三种不同的反舌鸟会离得这么近，难道住在不同岛屿上的芬雀也全属于不同种吗？达尔文联络菲茨罗伊，请小猎犬号上爱搜集鸟的船员把标本寄给古尔德。幸亏船员比达尔文仔细，记录了射到鸟的岛屿。果然，就和反舌鸟一样，不同岛上的芬雀全属于不同的种。 达尔文意识到大事不妙，为什么这么类似的岛屿上会有这么多独特的物种？他打开笔记本，想找出一个解释加拉帕戈斯芬雀的答案。虽然他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和往常没有两样，照常研究地质，书写珊瑚礁、隆起的平原及火山锥，但私底下他却因为一个奇想而废寝忘食：也许最早的芬雀并不具有目前的形态，也许它们经过进化！ 毕竟生物居住的陆地并非恒常不变。达尔文的芬雀现在住的群岛，全是某个时候从海底冒出来的。一旦加拉帕戈斯群岛成形，南美洲某原始种类的芬雀便可移居过来，经过一段时间，分占各岛屿的后代为了适应新生活，变成目前形态各异的物种。就这样，原始殖民种的后代分支成不同谱系；同样的分支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巴塔哥尼亚的哺乳动物身上。达尔文发现到的那些化石巨兽，可能分支成现今形体类似但体积较小的后代。 达尔文在笔记本里画下一棵树：在这棵树上，由旧的物种分支出许多新的物种。 达尔文觉得这个想法可怕极了，他开始心律不齐、胃痛，常因做怪梦而半夜惊醒。
他明白主宰芬雀或食蚁兽的律法，必定也主宰人类，他开始认为人类仅是众多哺乳动物中的一种，只不过心智特别发达罢了。他在笔记本内写道：“认为某种动物比另一种动物高等，是极荒谬的说法。人们经常高谈阔论具有智能的人类的出现是多么神奇，其实具备其他官能的昆虫的出现更神奇??看到地球表面覆盖着绝美的草原与森林，谁敢说智能便是世上惟一的目标？”或许人类也是进化的结果，就像芬雀一样。达尔文去动物园看一头新捕来的红毛猩猩“珍妮”，在它脸上看见和婴儿一样的表情。他写道：“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尽管达尔文的想法甫具雏形，但他已深知其危险性。若公开宣称人类曾经过进化，如赖尔等他所尊重，同时也会影响他事业前途的博物学者，可能立刻就会开始排挤他。即使如此，达尔文仍继续写笔记，发展理论，同时搜集相关资料。 达尔文想找出特征由上一代遗传给下一代，以及特征在此过程中改变的迹象。他去询问园丁、动物园管理员及养鸽人，又向自己的理发师请教如何繁殖纯种狗。虽然他看到了物种无常的迹象，却仍然找不到任何物种转型的证据。拉马克宣称动物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改变，然后把后天获得的特征传给子代，但这类证据阙如。达尔文决定换个方向解释进化的发生。 结果他在一本以悲观论调讨论人类劫难的书里找到了。
1798年，一位名叫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乡村牧师写下《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若未经饥荒或疾病的遏制，必将在数年之内爆炸。假设每对夫妻都生养4个小孩，人口便可轻易地在25年内加倍，而且持续地加倍――不是呈算术级数（3，4，5）增加，而是呈几何级数（4，8，16）增加。 马尔萨斯警告：倘若人口以此方式爆炸增长，粮食供应绝对赶不上。将荒地开垦为农田虽可增加作物产量，却只能以算术而非几何级数的方式增加。不节育必定招致饥馑与苦难。人类之所以尚未处在永远挨饿、万劫不复的状态中，乃因人口的增加不断受到瘟疫、婴儿高死亡率及结婚年龄延后至中年的制衡。 他又指出，多产与饥荒这两种控制人口的力量，同样也在控制动植物。假使苍蝇生蛆接近不受阻碍，世界很快将蛆满为患，因此大部分的苍蝇（每一种皆然）必须在不繁殖任何后代的情况下死亡。 达尔文在马尔萨斯悲观的论文中找到推动进化的动力。得以繁衍后代的少数幸运者并非纯靠运气，而是因为这些个体拥有较能适应特殊环境的特征――或许长得比较大，或喙特别细，或毛较浓密。拥有这类特征的个体，繁殖后代的几率将比同种其他较弱的个体为高，加上子代多半像亲代，它们又会把这些致胜的特征继续传给下一代。 单单一代的偏向或许微不可测，但达尔文已经习惯于微不可测的地质变化可以造山的事实；这等于是生物性的造山运动。假设一群鸟移居到加拉帕戈斯某小岛上，能繁殖后代的一定是最适合该岛环境的个体，假以时日，累积改变便可形成新鸟种。
达尔文发现可以用农夫培育作物的过程作比喻：农夫会比较个体植株的优劣，然后只留优选的植株做种，不断筛选之后，作物便发展成特殊的变种。然而大自然里并没有农夫，只有彼此为了生存、光源、水源及食物而竞争的动植物个体，但它们也在经历筛选――一种没有筛选者的筛选。达尔文明白，有了这种不借助于任何创造动作干预的筛选结果，便可自然形成生命精密的设计。
好像承认杀了人！
达尔文除了勤写笔记之外，还成了家。他在出航之前，爱上一位名叫芬妮?欧文（Fanny Owen）的女人，可是起航不久，她便嫁人了。返家后，他怀疑自己到底该不该结婚。达尔文秉持科学家讲究方法的一贯作风，做出一份比较利害得失的资产负债表，在左边写下“结婚”，右边写下“不结婚”，然后在中间写下：“这是个问题！”。这位为婚姻大事苦恼的哈姆雷特想道：如果做单身汉，他将有较多时间研究科学，或去绅士俱乐部谈话，也不用多赚钱养小孩；可是，妻子可以提供“女性的闲聊”，而且老来有伴。他把两行加一加，作出结论：“结婚――结婚――结婚。Q. E. D.（拉丁文，证明完毕之意）。”
达尔文选择了他的表妹埃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他对伦敦的世故女人不感兴趣，却看中了母亲的外甥女。埃玛和他一样，也在乡下长大，而且老早就喜欢上偶尔来访的达尔文。虽然他追求的方式笨拙，语焉不详，又态度闪烁，但她还是很高兴。不过当他出其不意，神情紧张地向她求婚时，她还是吓了一跳。她虽允诺了，却因为太震惊，立刻出门跑到主日学校上课去了。不过想到即将嫁给一位她认为“个性温柔”的男士，埃玛很快便高兴起来。达尔文却担心自己因为海上生活变得不善社交，不能适应婚姻生活，他把希望全寄托在埃玛身上。“相信你会容忍我，”他写信对她说，“而且很快教我懂得除了在孤独寂静中发展理论及搜集资料外，人生还有更大的快乐。”
埃玛只担心一件事，每当达尔文谈起可能主宰自然的律法时，身为虔诚英国国教徒的她，心里明白他对《圣经》诸多怀疑。“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她写信给他，请他阅读《约翰福音》的训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达尔文若从爱着手，或许会变成真正的基督徒。 他向埃玛保证，他感觉“诚心诚意”，但只要看看他当时的笔记，便知道他说的并非全是实话。他怀疑宗教多半源自本能的心理需求，而非对真神的爱。他是因为爱埃玛，所以才不愿对她讲实话。 婚后达尔文带埃玛搬到伦敦，开始单调却舒适的家居生活。埃玛仍担心丈夫缺乏心灵寄托，继续写信给他。她在1839年写给他的一封信里提到她担心达尔文一心一意想发掘自然界的真相，反而因此排斥不同形式的真相――例如只有宗教才能提供的真相。只相信能够验证的真理，将令他拒绝接受“其他不可能验证的真理，因为或许它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她恳求他别忘记耶稣为他及世人所做的一切。达尔文将信搁置一旁，并没有回信，但他却一辈子都没有忘记。
1839年，达尔文出版了《在菲茨罗伊船长领导下搭乘小猎犬号绕航世界所经国家之自然史及地质研究札记》（ Journal of Researches into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Geology of the Countries Visited During the Voyage of HMS Beagle Round the World，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n.FitzRoy，R.N. ），在英国造成轰动，确立了达尔文身为博物学者的声誉。那时他与埃玛已结婚三年，育有两子。他们决定离开伦敦，因为两人都已厌倦城市里的犯罪率、将衣服染成黑色的煤烟，以及粘在鞋底的马粪。他们想让孩子跟自己一样，在乡下长大，便在距离伦敦16英里外的肯特郡内，选购了一座占地18英亩、名为“唐恩小筑”（Down House）的农庄。达尔文变成一位农绅，侍花弄草，还买了一匹马和一头母牛。他离开科学圈，只靠通信及经过慎选的朋友的周末来访，带来必要的信息。（伊拉斯谟痛恨离开伦敦去拜访弟弟，便谑称唐恩小筑为“沮丧小筑”[Down at the Mouth，英文发音与Down House相似]。）
达尔文继续秘密地、深思熟虑地发展他的进化论。他写下自然选择说的梗概，但在1844年写成后却不知如何是好，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跟别人讨论它。为搜集证据，他曾向十多个人要资料，却从来没让任何一个人晓得他在做什么题目。当年那位不敢跟父亲讲他不想当医生的男孩，如今又变成不敢向任何人透露他危险思想的男人。 但他终究得告诉别人。他必须找一位优秀客观的科学家，帮他看看论文中是否有致命的疏漏。结果他选择了胡克（Joseph Hooker）。胡克是一位年轻的植物学家，一直在研究达尔文海外航旅途中搜集到的植物。达尔文认为他没什么偏见，或许不会指责他为亵渎者，便写信给胡克说：“返国后我一直在从事一项冒大不韪的研究，我知道任何人都会认为它愚蠢至极。实因加拉帕戈斯生物的分布令我印象深刻，我决定盲目地搜集任何有关物种定义之资料。我已阅读无数农业及园艺书籍，搜集实例，未曾一日稍歇。终于恍然大悟，如今几乎已确信（和我刚开始的信念正好相反）物种其实并非不可突变（这么说好像承认杀了人）！我认为我已发现了（这便是大不韪的部分）物种敏锐适应各种环境的简单方式。你大概要唉声叹气了：‘我怎么会浪费时间跟这种人通信！’或许我在五年之前也会这么想。”
胡克果然没有辜负达尔文。“我很乐意听听你对物种为何会改变的意见，”他写道，“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学说令我满意。” 达尔文因胡克的反应而勇气倍增，几个月后也把论文拿给埃玛看。他知道她看了心情一定会起伏，但他怕自己会早死，希望埃玛能在他死后出版这篇论文。埃玛读后既没哭，也没昏倒，只指出一些语焉不详的段落。读到达尔文描述自然选择可能创造出如眼睛这般复杂的结构时，她的评论是：“大胆的臆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