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椿集

《双椿集》是一部文化散文随笔作品集。作者卫洪平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朴实的写作风格，记录了自己读史、读人、读书、读影视及其他文化艺术作品的心得感悟。其中一些对史实考评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观点，绝不人云亦云，很有史学价值。文章整体风格清新淡雅，值得一读。

卫洪平，山西洪洞人，1962年生。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常务理事。政余喜读文史，在中西先哲的遗珍中汲取能量，涵养静气。对山西地方文献有浓厚兴趣，尤属意于道咸以降至民国前半期。偶然为文，必恪守“修辞立其诚”的古训。近年在《鲁迅研究月刊》《文汇读书周报》《名作欣赏》《博览群书》《晋阳学刊》等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

第一辑
张瑞玑其人
独抱文章期后世——浅说“山西才子”郭象升
鲁迅五题
章太炎绝食复食与鲁迅无关
姚奠中先生的一封信
想到了力群
访钟叔河先生
略说流沙河
椿楸园小记
飞鬃之气，汗血之华——诗词中的李旦初
平静的学者——高增德先生印象记
收藏历史细节的老人
第二辑
《燕山夜话》识小
读孙犁作品点滴
读《知堂书话》
《山西文学大系》第五卷的缺失
一束现代精神的炬光——余秋雨《文化苦旅》谈片
潺浮动不改旧时流——读韩石山新著《张颔传》
王梦奎的随笔
大同事，天下情——瘦小贺王祥夫小说蝉联夺魁
南窗偶记
夜读小札之一
夜读小札之二
夜读小札之三
第三辑
书事小记
贺尚长荣先生莅晋
《欢乐颂》及其他
傅山的朱衣
屐痕杂拾
歌德的国度
后记

    张瑞玑其人
    去年下半年，“西安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消息，被靠前多家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学术界考辨其真伪的文章也屡见报端。12月21日《文汇渎书周报》在显著位置摘发《中国文物报》记者采访几位有名专家、学者的报道，指出“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纯系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呼吁有关部门有效澄清事实真相。相信这段公案终有会大白于天下的。当此真相未明之际，笔者迫切想要告诉读者的是，那位不幸――或者也可以说是“有幸”――被牵入这段公案的“晋陕名人”张瑞玑先生其人其事。
    鼓楼遗靴
    1908年初春，在陕西韩城当了近两年知县的张瑞玑，奉调将到兴平。正束装待发，听见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从外面进来十几个认识和不认识的乡民。为首的那位胸前捧着一双崭新的靴子。
    张瑞玑两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他们。
    捧靴子的那位说，乡民们感戴“张大老爷”两年来的恩德，专门赶制了这双新靴，务请“张大老爷”临走前穿上，把换下的旧靴留给他们作个纪念。张瑞玑拗不过眼前这些憨直忠恳的乡民，但他到底也不明白，乡民们将怎样搁存他这双旧靴子。
    到兴平不久，张瑞玑就听人说，他那双旧靴子已被陈列在韩城中心的鼓楼上，供人瞻仰，靴上标有“知县张瑞玑之遗靴”的字样。
    这一年，张瑞玑三十六岁。
    关于这段佳话，现存张瑞玑几百篇诗文中只字未提。但据其外孙王作霜先生的记述，80年代中期，他拜访过考古文物专家、陕西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贺梓诚先生，了解先外祖张瑞玑的生平事迹。贺老先生年近八十，韩城人，少年时他曾亲眼见过陈列在城中鼓楼上的张瑞玑“遗靴”。
    王作霜先生把韩城乡民这种情感化的纪念方式归结为传统的“怀念清官”，当然是对的。但笔者认为这远远不够。是的，张瑞玑以进士出身宦秦十年，先后在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五县当过知县，“奔忙酬应汗如雨”，清廉之名彰三秦，《兴平县志》称他“天才很好，双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权贵，敢作敢为”，确是的评。然而，我们应该记得，张瑞玑生活于“清末及民国初期”，其时天下风气大开，新思潮接踵而至，新观念不胫而走。张瑞玑长梁启超一岁，虽不像梁氏那样笔底风雷，声震天下，但从其遗存的诗文中彰显的性格魅力和人生走向看，这位“披我两千余年旧历史，一读一哭泪滂滂”的张老衡先生，实在不愧是一位得风气之先，以启发民智、唤醒睡国为己任且躬身力行的前驱，绝不同于那些一味在俸禄中因循承命的官吏。
    如此，则那双陈列于韩城鼓楼上的“知县张瑞玑之遗靴”，就不是“怀念清官”四字可以了断的了。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窟野人，晚年人皆以老衡称之，山西赵城（现洪洞县赵城镇）人。祖上“业儒，而穷者数世矣”。其父张灿六先生“以老宿讲授乡里，资修脯养家”。张瑞玑十七岁丧父，在他人生道路的起点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个人。
    一位是“井臼亲操，内治井然”的母亲。张瑞玑少时天才卓异，二十二岁即轻取秋闱，中了举人。榜发后回到家里，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这本来也是常情，不想却被端淑温厉的母亲浇了一头冷水：“汝祖及父以笃学能文，落拓终身。今不学而幸获，吾为汝愧死矣。”说完，母亲哭了起来，一旁侍立的张瑞玑“亦惭泣不已”（《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
    另一位是他的异母兄张瑞璜（字渭玉）。《先兄张渭玉墓志铭》写道：“瑞玑于学问稍窥门径自兄始也。”父亲亡故后，这位比张瑞玑大二十岁的长兄“终日危坐”，以一肩之力承担着家中万事之艰。他不光是张瑞玑学问上的引路人，更是其人生道路上的护持者：“玑年十八，放纵疏狂。才无绳墨，口有雌黄。兄为裁抑，纳之轨道，如调飞驹，如笼飞鹞。”这些记述大体可以使我们看到张瑞玑青少年时期的面影。
    1903年，三十一岁的张瑞玑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宦秦十年”的生涯。
    研究近代文化史的学者认为，甲午之后，风雷激荡，风气大开。这种局面同学堂、学会、报纸这三种传播媒介的出现关系极大。张瑞玑曾经受惠于这些传播媒介，深知它们是启蒙的利器。因此在陕近十年，知县张瑞玑于断案决狱之外，对兴办新型学堂、学会和报纸，始终倾注极大的热情，而且在其职权范围内不遗余力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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