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与幸福感
卡萝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有一头光滑顺直的棕色头发，身材苗条，看起来不像50多岁的人。她经常跑步，一跑就是10多千米。她讲话的风格直接坦率，生活态度积极进取。即使是第一次见面，听说她是经济学家也不会让你感到吃惊，不过，你可能会对她是哪种经济学家感到吃惊。
格雷厄姆和我年龄相仿，我们是在40岁出头时认识的。我们就职于同一个智库，后来开始一起出去消遣。我当时正处在中年期的不满情绪中，但不愿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一起吃了一段时间的午餐后，我们的交谈开始变得比较私密了。我这才得知她在40岁时过得并不顺利。她有3个孩子，丈夫刚接受委派负责两个地区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后来，她的母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她的父亲患上了肺气肿。同丈夫的婚姻变得岌岌可危。后来，他们离婚了。
“我很受伤。”格雷厄姆说。她和前夫争争吵吵，7年后才相安无事。我记得在那段日子里她很沮丧和失落，她说创伤后应激障碍依然对她有些影响。“我总是半夜醒来，以为随时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然而她挺过来了，努力在工作中做出优选的成绩，包括出版了一部优秀的作品《这个世界幸福吗》（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
在认识格雷厄姆时，我认为人类的幸福，包括我自己的幸福，反映了我们过得怎么样，或者至少应该反映我们过得怎么样。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知觉和现实，应该齐头并进。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没资格不满，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格雷厄姆或其他人。然而，当她开始向我讲解她的研究内容后，我逐渐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就像托马斯·科尔笔下的远航者受制于反复无常的河水，河流蜿蜒曲折，而远航者会无缘无故地折返回来一样。
为了理解幸福曲线，我们应该认识到幸福是不理性的、不可预测的，也并不接近取决于人们的客观情况。这是多年来经济学界竭尽所能想要忽视的发现，最近一些“新潮”经济学家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其中就包括格雷厄姆。
1962年，格雷厄姆出生于秘鲁利马，那是个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地方。她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医生，母亲则是个不折不扣的秘鲁人。她的父母共生育了6个孩子，格雷厄姆是最小的。在举家搬到美国之前，她不会说英语，而那时，她已经4岁了。某一天，她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从很多方面看，我既是秘鲁人，也是美国人。”小时候，她看到了特别的贫穷和特别的富有：“这种对比无比鲜明。”她对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发展课题的兴趣从未消退。
格雷厄姆的20多岁充满了冒险和发现，就像很多人在20多岁时一样。大学毕业后，她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做研究助理，她喜欢这份工作，之后还取得了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格雷厄姆的毕业论文写的是秘鲁的穷人如何应对恶性通货膨胀。她不走寻常路，没有追求终身制的学术职位，而是担任各种研究员，与一些有名的经济学家合作，到越南、蒙古等地游历，了解如何帮助经济与社会发生迅猛变化的国家的穷人。她走访贫民窟，试图解决婴儿营养不良的问题。
“我做的正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我有时也会害怕。我记得在登上前往非洲的飞机时，我心里想：‘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对非洲几乎一无所知。’”
30岁出头时，格雷厄姆结婚了，不久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又出版了一本书，即《安所有渠道、政治与穷人：市场经济的过渡期》（Safety Nets, Politics, and the Poor: Transitions to Market Economies）。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北美贸易协定的形成和其他国际贸易谈判的进行，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思潮出现了。激进主义分子要求经济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类不平等的问题上，因为经济发展似乎往往会加剧人与人的不平等。此时，格雷厄姆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秘鲁穷人的社会与经济流动性的数据。她发现，贫困地区的经济流动性大得惊人，秘鲁的比美国的大。这一发现引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我想知道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们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说全球化对穷人有害，为什么我们不去问问穷人呢？”
格雷厄姆提出了如下的问题：“和10年前相比，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怎么样？”由于掌握了人们实际经济状况的数据，因此她可以对客观结果和主观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事实证明，经济状况改善最多，也就是在收入阶梯上前进最多的人，其中大约一半说，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以前更糟了。”同样奇怪的是反向的发现，当然，结果非常不一致：“经济状况根本没有改善的人——主要是农村的穷人，他们的收入没有改变，但他们认为自己的状况变好了或者没有变化。”
格雷厄姆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些发现：也许秘鲁人比较怪异，或者秘鲁的情况比较不一样。后来，她又获取了俄罗斯的数据，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70%向上流动最多的人说他们的状况比以前差。更多的数据、更多的国家表现出了相同的模式。例如，格雷厄姆研究了1990—2005年的中国，这是中国经济爆炸性增长的时期。人均寿命超过了75岁，比1980年的67岁有了明显的增长。2015年，她和周绍杰（音译）、张君义（音译）两位同事在《中国人的幸福与健康》（Happiness and Health in China）一文中写道：“……在同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他们的生活满意度陡然下降，后来又恢复了一些。生活满意度的降低伴随着自杀率和心理疾病发病率的上升。”
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同样令人奇怪的现象。英国杰出的“幸福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2005年出版的《幸福的社会》（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一书中说：所有证据都显示，如今的人们普遍没有50年前幸福，然而同一时期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倍多。这个悖论也适用于美国、英国和日本。”他还写到，在美国，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既没有使自认为“非常幸福”的人变多，也没有显著减少“不太幸福”的人的数量。
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上，你对生活的感受不一定反映别人认为你应有的感受，至少从经济学的物质标准来看是这样。而且，这种关系经常是逆向的，即使在调整了如人口统计和健康等非经济变量的影响之后也是一样。
格雷厄姆告诉我：“发展快速的经济体中的民众没有发展较慢的经济体中的民众幸福。快速的变化会让人觉得非常不快乐。”其结果就是她所说的“幸福的农民与悲惨的富翁之悖论”。
20世纪90年代，格雷厄姆发现了这个悖论，她的发现似乎很离奇。传统经济学认为，收入增加当然会使人更幸福、更满足，使社会更稳定。“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格雷厄姆说，但是我开始到处探寻，发现了当时非常非常少见的幸福经济学文献。”她因此找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