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开满了麦子店

  在赞美诗中，“沙仑的玫瑰”象征主的圣洁美好，而在石一枫的小说中，开满了麦子店的玫瑰，则是缘自普通人的人性之光，它馨香四溢，这尘世的气息多么令人着迷。——青年批评家饶翔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的故事，便开始于王亚丽与“果粒橙”的相遇。都市里陌生男女的萍水相逢，由此诉诸孤独个体之间的同情与慰藉，大概正是无数此类传奇得以展开的基础。城市就是这样，它的好处在于，能够迅速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一个或坚固或脆弱的“情感共同体”。——青年批评家徐刚




固然我们可以指着手机地图上的驾车路线去论证麦子店的真实和具体，生活于此的王亚丽们，却始终尝试着要在确凿与缥缈、亲近与陌生、地面与天穹、安身认命与自由飞翔之间，重新丈量和定义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青年批评家李壮

沿着铁路线漂流到都市的乡下女孩王亚丽，怀抱微小而实在的期待，希望通过努力在生活中前行。在亲情与爱情的双重剥削下，她主动选择“团契”的蹭饭生活。敏感于温暖所以回馈以热烈，忍辱是她清醒的生存策略，报恩是她守护自尊的底线。然而，现实却带给她一次又一次打击。从低处升起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后依然顽强生长的，善的“玫瑰”。 这是石一枫《心灵外史》之外的强大而坚韧的“不信史”：在人生艰难的时刻拒绝成为乞讨者，拒绝抱团取暖的诱惑，在强者面前保持清明的自我。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我妹》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等，《世间已无陈金芳》获第16届百花文学奖，《地球之眼》 获第12届“十月文学奖”和第七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无目录

     麦子店的夜晚是火热的。 预制板楼体和单层玻璃窗形同虚设，车声人声、烟味油味破墙而入，充满了这间十平方米不到的一楼小北屋。每隔约莫三分钟，最多五分钟，当脚下有列地铁轰鸣而过，磨得过分光滑但又总显得污浊的水泥地面也跟着震颤起来，铸铁窗框嘎嘎作响。住在这屋里的人优选是个聋子，要不就得是神经迟钝，否则晚上能睡个囫囵觉才怪。屋里摆设简单，一桌一床一书架。书桌朝南，床头朝南，书架上寥寥两本菜谱、家庭保健手册的书脊以及一个大头娃娃存钱罐的脸也朝南。笼罩在吸顶灯制造的暗影下，那张娃娃脸便斑驳了起来，这使得它空长了一张寓意丰衣足食的喜庆面庞，表情却像个农村的留守儿童一样惶然。 王亚丽姐妹就坐在桌前那把四脚不平的靠背椅上，面朝北窗。 她在等候一场交易。在嘈杂的噪声的缝隙里，身后传来压抑的响动。厨房里好像烧着水，卫生间的水龙头也打开了，带动着走势曲折的管道像动物园里的长颈水禽一样哀鸣起来。一会儿，又传来了换拖鞋、抹桌子的动静，似乎还在翻找着什么物件。交易的另一方想必正在为交易的内容做着准备。这一系列不厌其烦的流程，固然说明交易本身的来之不易，然而过分的郑重却令王亚丽姐妹体味到了一丝滑稽。退一万步讲，就算她果然是准备履行那场交易的，充其量不也就是那么两分钟的事儿嘛。也许脚底深处的上一趟地铁刚过，下一趟地铁还没来，交易就可以宣告结束了。那个年岁的人，再怎么鼓足精神，恐怕也像深夜时分的地铁，绝无增运的可能，而且随时都是末班车。 出于某种含混的怜悯，王亚丽姐妹甚至想要催催对方了。赶紧的，时间来得及的话，或许还能尝到点儿甜头。但那么做不仅会令她显得很敷衍、很不“敬业”，甚而还会显得她在捣乱，存心坏了事了。坏了对方的事，这倒无所谓，坏了自己的事，后果就是她没力量承担的了。王亚丽姐妹自认为是个理智的人，她懂得权衡利害。 于是她打开人造革坤包，拿出一只塑料化妆盒，对着镜子扑起粉来。事到临头还要补妆，这个态度可以解读为童叟无欺，当然也有着保持镇定的作用。王亚丽姐妹又抬起腕子，看了看手表。她本来是不戴表的，今天特地翻出了那块价值不足两百的石英表，是因为担心进来了就不方便频繁地打量手机——那会惹人生疑。表盘上呈现着有机玻璃构成的珠光宝气，表针指向十点刚过。在这个时候，街对面的烧烤店、居酒屋和零食铺子正在招揽最后一拨生意。而交易必须要在那些闲人或忙人全都散去以后才能开始，这也是事先规划好的。王亚丽姐妹在此前所需要做的，无非是拖延时间和拿捏火候。 好在对方似乎也不着急，因此这个步骤意外地难度不大。坐得稍久，王亚丽姐妹就有点儿走神了。外面过了一队趁夜进京的大卡车，远光灯把窗前这一小块地方照得通体银白，形成了近乎璀璨的幻象。仿佛她这个人正在熠熠发亮，又仿佛这个房间并不是真的，而是追光之下的舞台布景，只等事情一完，统统可以拆除。王亚丽姐妹心里便也涌起了一点儿真真假假的感慨。她扑了最后两下粉，思索起了一个问题： 此情此景，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个印在画儿上的干瘦的外国男人，拜你所赐。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