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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

  • 字数: 257000
  • 装帧: 平装
  • 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作者: 蒋廷黻
  • 出版日期: 2016-03-01
  • 商品条码: 9787553496740
  • 版次: 1
  • 开本: 32开
  • 页数: 412
  • 出版年份: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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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
编辑推荐
◎与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三足鼎立,代表了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为便于理解中国近代东北历史的多端变故,特增加“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章,对于理解中俄近代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是现在边境局势空前复杂,更是值得翻阅研究 ◎装帧清新淡雅,年轻化,与时俱进
内容简介
蒋廷黻创作的《中国近代史》分为两辑。第一辑“中国近代史”围绕中华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论述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历史。第二辑“蒋延黻眼中的中国与近代世界”特设了附录专属章,有助于理解蒋氏近代史的厚重思想。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 有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驻苏联大使、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等职,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70岁。
目录
上 中国近代史
序言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叉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下 蒋延黻眼中的中国与近代世界
一 《蒋廷黻回忆录》节选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
三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四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摘要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收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 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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