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姆酒日记

    一九五0年代初期，趁着圣胡安才刚刚发展成旅游小镇，前赛马骑师艾尔？阿本尼托将位于欧来瑞街的家中内院，改建成一座酒吧，名为“艾尔的后院”，还在街边的门外挂了一个招牌，另外在后门的小巷子外，也挂了一个箭头指示牌，指着往这两栋颓圮的楼房中间走去，便可看到“艾尔的后院”。酒吧刚开始只供应二十美分一瓶的啤酒和十美分一杯的朗姆酒，朗姆酒加冰块得另外再加五美分。几个月之后，艾尔身兼厨师，开始供应家庭式汉堡。 这是喝上几杯的好地方。清早特别舒畅，太阳才刚刚露脸，咸咸的海风徐徐吹来，为空气注入了新鲜和活力，直到中午时分，湿热的空气才会浸入圣胡安，整个城镇变得如蒸笼一般，这种炙热的温度，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之后，才又慢慢恢复凉爽。 夜晚的感觉也不错，但不如早晨清凉。当一阵阵微风吹拂过来，位于欧来瑞街山坡顶上的“艾尔的后院”，总是能感受到一丝丝凉意，如果能开扇窗户的话，便可远眺整座城镇，可惜院子四周堵着厚厚的围墙，只能抬头仰望天空，或将车前草的些许绿意收揽眼底。 日子一天天过去，艾尔添购了新的收款机，在院子中放置了撑着遮阳伞的木头桌椅，最后举家迁出了欧来瑞街的这栋房子，搬到离机场不远的郊区住宅。他雇用了一个黑人帮手史瓦普，负责洗碗和端盘子，最后接手厨师工作。 原本屋内的客厅，摇身一变成了钢琴酒吧，由高高瘦瘦、看起来一脸忧郁的迈阿密钢琴手尼尔森？奥图负责演奏。老旧的淡灰色小钢琴就摆在鸡尾酒区和后院的走道中央，钢琴表层漆上一层薄薄的涂料，防止被盐分腐蚀。一个礼拜七个晚上，在加勒比海长达十二个月的夏季，奥图坐在黑白琴键前，一边擦汗，一边漫不经心地演奏。 观光局的人都兴奋地谈论着，最近店家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一整年来，从早到晚的消费热潮吹拂着波多黎各港湾。不过像奥图这种丝毫不在乎生意的人，还是整晚弹着一成不变的蓝调或哀伤的民谣。客人逐渐厌烦了他的演奏，厌烦了看着他的汗水从下巴滴到键盘上，以及他穿着棉布花衬衫时腋下渗出的汗渍，还有他三不五时就发出“该死的狗屎天气”的咒骂声，破坏了整个酒吧的气氛。难怪客人会起身离开，宁愿到附近的高档酒吧消费，点上一瓶要价六十美分的啤酒或一客三十五美元的沙朗牛排。 前共产党员莱特曼从佛罗里达州来到这里，办了份《圣胡安日报》，艾尔的后院便成为这份英文报纸员工最常光顾的地方。因为为莱特曼工作的人，不外乎漂泊者和寻梦人，他们泡不起近几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纽约式”，高档酒吧。《日报》的记者和行政人员会在早上七点左右鱼贯出现，体育记者、排版和编辑等晚班人员会在午夜时结伴而来，偶尔会有人来此约会。平时在圣胡安不常看到女孩儿，来这的多半是游客、交际花或是空姐，但她们比较喜欢待在赌场里，或是坐在希尔顿饭店的露台酒吧。 《日报》内有各式各样的人，从试图想要把世界拧成两半，再重新来过的狂妄土耳其小伙子，到只想在一群疯子把世界拧成两半之前，过过好日子的啤酒肚老头。整个报社的确有些有才气又正直的人，但也有一些连张明信片也不会写、堕落无能的失败者，包括混混、逃犯和酒鬼，一个顺手牵羊、总是在腋下夹着一把枪的古巴人，一个半开化、有癖的墨西哥人，流氓、人渣、人形脓包等等。对多数的人来说，工作只是为了换杯酒喝，或是凑足机票钱罢了。 另一方面，也有像是汤姆？班德瓦兹这种天才，之后为《华盛顿邮报》工作，得了一座普利策奖，还有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只为了让报纸顺利出刊的泰瑞，现在担任《伦敦时报》的编辑。 我来到这里时，报社已经营了三年。莱特曼正处在精神分裂的边缘。跟他说话时，仿佛可以看到他坐在地球上的每个十字路口，假装自己是三位一体――E帝、普利策本人和救世军。他常发誓说，如果这些年来曾经为报纸工作的人，同时出现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讲述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怪癖，他们的罪行，他们的离谱行径，连上帝本人都会毫无疑问地马上晕倒在地，不断拉扯自己的头发。 当然莱特曼是夸大了些。他总是忘了提那些优秀的人，只谈论被他形容为“酒精脑”的麻烦人物。其实莱特曼描述的还不够贴切，这些人是最奇特也最难驾驭的一群。情况优选的时候，他们仅是不可信赖而已；情况最坏的时候，他们总是醉醺醺、脏兮兮的，连山羊都比他们可靠。但他们却弄得出一份报纸，不用工作时，他们中的大部分总是喜欢混在艾尔的后院。 当艾尔决定将啤酒的价格涨到二十五美分时，他们不停地发牢骚跟咒骂，指责艾尔被贪婪蒙蔽了心，直到有天，艾尔厌倦了这些人的牢骚，在酒吧里挂了一个牌子，写着希尔顿饭店啤酒和饮料的价格。这个用黑色蜡笔潦草写着的牌子，就挂在吧台的后面，让人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报社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有撰稿人、摄影师，还有正巧会写些文章又刚好人在波多黎各的骗子，但艾尔的生意却没有起色。在收款机底下，压着未付清的账单，还有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写满“再过不久，一定会把账付清”的承诺。这些流浪汉记者是最恶名昭彰的骗子。来到这个没有根的世界，背负着一大笔未偿还的账单，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