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妹方/张广天

本书以“我”听朋友沈昭平讲述的方式来逐次铺排而出，以当代语言学家沈昭平的家族为中心，讲述了从晚清、民国、新中国建立及改革开放至今一百多年，沈昭平的外曾祖父夏玉书、外祖母夏光妹、母亲程兰玉和沈昭平四代人的命运变迁。在故事展开的转折点上，作者加入了一篇篇与故事一起呼吸的哲思手记，深入探讨天道与人道，人心人性，革命与现代，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生存困境等问题，其思想主要以儒学和基督教思想为参考体系。作者以知天命之年回归儒家，却同情20世纪的革命及社会主义试验，希望达成孔夫子传统与革命传统的和解，比如借书中的前清遗老夏玉书之口说“革命就是回归天道”。全书前后贯穿的思想基调，是借助儒学、基督教等古典传统及20世纪中国革命传统，对当下盛行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唯我主义进行猛烈批评，运用艺术的感染力和思想的冲击力，引发人们去思索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等等终极命题，深具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深度。本书所吞吐的，是万年的妹方，而可以疗救的，是时代的病痛。

张广天著的《妹方(精)》讲述了江南姑妹人独特的方物、历史、信仰、风俗、人情，以及夏光妹的跌宕命运。她生于二十世纪初，一生嫁过四个男人，从公子书生到佃户长工，又从国民党兵到老工人，历经战火离乱、政权更迭、人事变迁，但始终从心昕欲，初心不改。她的人生与活法，展现了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另一种可能。

张广天，戏剧家，音乐家，诗人，思想家。1966年生于上海，1990年移居北京，从事思想研究和美学探索，并在诗歌、文学、戏剧和音乐等诸多门类艺术方面实践其理论。其思想核心，概括起来讲，即心学为体，诸学为用。此外，在认识论领域，他提出了字主义的意象认知方式，并建筑起他的非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编剧导演的戏剧作品：《切·格瓦拉》（2000年 中央戏剧学院研究所出品）《圣人孔子》（2002年 广州市话剧团出品 2005年欧洲艺术节维也纳受邀演出作品）《眼皮里摘下的梅花》（2006年 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野草尖叫蓝靛厂》（2009年 独立制作）《哈姆雷特危机》（2009年 韩国导演协会出品）《基尔凯廓尔药丸》（2009年 丹麦王国哥本哈根马姆特剧院出品）等。音乐作品：唱片《杨柳枝》（中国唱片深圳公司）电影音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音乐《离开雷锋的日子》（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等 书籍《我的无产阶级生活》（花城出版社）《人类的当务之急》（东方出版社）《板歌》（作家出版社）《手珠记》（作家出版社）

绪言
卷一 松元君日志
第一章 从本山到中部国际机场
第二章 花残月和？月
第三章 玉碎
第四章 闰四月和菖蒲月
卷二 成汤溪
第一章 故人
第二章 从陶家站往南
第三章 席间谈
第四章 愚公移山
第五章 印鹃 开慧 杷金
第六章 补遗
卷三 齐叔公师
第一章 红军
第二章 四个故事
第三章 范？虞和丰莲馨
第四章 田野录音
第五章 布袋唱师的歌
插话
卷四 夏光妹
第一章 春泽秋霜
第二章 冷溪长似万丈剑
第三章 瑚琏
第四章 玉兰人家
第五章 盛满月光的篮子
论冒
卷五 沈阿姨
第一章 解放之路
第二章 窄门
第三章 沈阿姨的决定及片言只语
第四章 兰玉与光妹见面就要吵一架
第五章 兰玉就是从正统年走来的葛云
卷六 沈昭平
第一章 光妹寄诒录
第二章 昭平简历
第三章 矜事
部分注解
卷七 岐阜县的沈行江
第一章 墟
第二章 君奕
第三章 行江的方舟
第四章 末尾的话

绪言 老人和孩子 人常常会忘掉很多字，很多公式，很多地名，很多史迹，甚至很多人名也想不起来了。学校里学来的东西，但凡不用，就记不起来了。而有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比如，到了端午节要悬挂艾叶，说了不吉利的话要斥呸或者再说一句反话，眼皮跳了于是心惊肉跳，吃桃子不慎吞下桃核恐怕肚里长出一棵桃树，女孩子到了例假时候禁忌生冷冰雨，看见有人家办葬礼要绕道而行……这些可以归入生活常识，但其实与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常识课内容又格格不入。这些往往是祖辈的老年人告诉你的，它们在之后的漫长生活中时常会流露出来，或者情急之时，或者轻松休闲的片刻里。你曾经也没有刻意地要记住它们，后来在文明世界里几乎也竭力想忘掉它们，然而它们总是那么牢固地生根在心里，成为一种不算知识的认知。 侗族人有歌班，小孩子被送到歌师那里学习唱歌。那些歌的内容涉及史诗、地名、英雄人物、各路神灵以及日常规范。很多氏族、部落、方国的人民，在远古的时候，大抵都在宗教和祭祀活动中获得人生的经验和矩则。另外，还有重要的事情是军事。夏商以来，在一个叫“序”的场地，教贵族子弟学习御射，其间也有礼法和仪式的学问。至于生产，是没有学校教的，因为都是农奴的劳作，都是养戎祀大事的基础而已。即便后来孔子给平民上课了，说“有教无类”，也是教这些农奴的孩子如何晋升，如何获得为“肉食者”谋的机会。直到西学东渐，人们才注意到生产的知识。因此，所谓科学，在先人看起来，不过是农奴的知识，就是弄吃弄喝的门道。 中国是一个祖先崇拜的国家，靠祖先沟通上帝，祭祀祖先的目的是委托祖先去敬拜上帝、获得天意。百姓祭祖，大夫祭灵，天子祭天，逐级上达，层层分明。弄吃弄喝的养弄文化的，弄文化的养弄诸神的，弄诸神的养大君圣上。只有大君圣上才知神天意志。这个通天的意志，在全社会是明确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弄吃弄喝，你也清楚弄吃弄喝的目的。所以，生产作为经验在劳作实践中获得，而应天呼地的本领要在各级不同祭祀活动中受启。这样的知识观和教育观，造就了不论朝廷官学还是平民私学，都永远以戎祀为根本。戎即武，祀即文。（在日本，后来被称为“菊与刀”的精神。）同一种知识观，只是等级的差别，内容的深浅。在平头百姓眼里，武就是拳脚刀枪，文就是家道礼数。如果这样的根基并未动摇，那么，可想而知，后来引进的西学的教育是难以成功的。其实，在西方，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尤其是欧洲，人们很难从灵魂深处相信，劳作的知识可以取代万古多神的知识，他们在潜意识中甚至可惜千百代以来为神献祭的努力白白浪费掉，那样的交互有过应证，也得到过好处，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性格的联络。至于美国，工人农民在那里希望彻底逾越从贵族王权到诸神众灵的担保，直接跟上帝沟通，结果，劳作者的经验，那叫作科学的知识，反而慢慢肥大起来，居然成了隔绝的屏障。 用泥土来献祭，还是用泥土生养的稼禾牲畜来献祭，是根本不同的。泥土是无法用来献祭的，但泥土可以提醒稼禾牲畜这些祭品仅仅是祭品而不是神灵，绝不可能是上帝。但当祭品和献祭活动膨胀到以中介取代至高神天之时，用泥土的精神来敲打一下，也未尝不可。革命就是这样的，它解放奴隶，让奴隶的经验成为科学知识，并使科学大张旗鼓地挑战教会和等级制度，戳穿那些代理者以上帝自居的骗局，让人类在一个相对清明的条件下直接聆听天国的声音。祖先神，风火雷电神，科学，都是人造的，而人是上帝造的。上帝应许劳作去奉养祭祀以探及天理的精深，上帝也应许劳作作为力量和监督去控制祭祀的腐败。但劳作终归是劳作，祭祀终究是祭祀。劳作的经验即使冠以科学的美名，也绝不可能取代祭祀的知识。田土可以生养庄稼，田土也可以埋没庄稼，但田土不是庄稼。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在这里说到了“天命”和“矩”。什么是天命呢？天命就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命令。什么是矩呢？矩就是规矩，法则，范轨。这个世界上，是有规矩要守的。只是这规矩不是人定的规矩，也不是人假托上帝之名定下的规矩，而是来自神天的规矩，所谓天矩。“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人老了，脱离社会了，不受社会的羁绊，反而从心便不逾矩了。心，就是圣灵充满的神天意志。人不随波顺世势了，必然从心依天意了。那么，当然也就不会逾越天矩了。 老人完成了劳作而渐离社会，小孩没有长成也在社会之外。人生不为世情束缚的两端，实际上最为靠近本心天意。在亚洲的传统中，纯粹的审美只存在于老人和孩子之中，人生的两端被极为看重。而人生中间那段辛苦，只作为支撑两端的底座，长久地默不作声。苏东坡对此喟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于是，哪怕所谓“现代化”的公学已经普及到村落山寨，人们依然从心底拒斥这样的教育，常常下意识地屏蔽掉与劳作苦痛有关的各类信息，竭力去寻求人生两端的幸福体验。这样的体验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自由。可见，自由在东方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它的前提必须脱离社会，摆脱劳作；它的方式必须享乐悠哉，闲云野鹤；它的价值在于顺性从心，尘尽光生。那么，持这类追求的人们肯定难以理解社会化的劳动神圣，肯定更愿意相信“劳动神圣”是写给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徒和古希腊庄园中奴隶的口号。劳动是什么？是苦役，是体罚。劳动为了什么？劳动为了不再劳动。既如此，“劳动创造人”的观念还会有多少人真信呢？大部分人至多曲解为“非人的劳动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人民群众创造绚烂的文化”，为什么创造而不直接享用“绚烂”呢？如果命运无法摆脱劳动，那么就忍着吧！显然，这“忍着”的劳作以及与劳作相关的经验，多么可恶，多么沉重啊！所以，他们愿意记住那些跟老人在一起的时光，也难忘那些老人说过的话。这并不来自于理性，也与感受无关，而直接关乎意象思维。这点我在上一本书《手珠记》中详尽地写过了。 孔子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说起，并未说之前的孩童时期怎样。孩童是个什么状态呢？孩童也是“从心所欲”的状态。他们受天命的驱使，初心未泯，听得见这个世界以外的声响，看得见这个世界以外的景象。他们在父辈和祖辈之间，总是更愿意选择与后者相处，因为前者往往违拗他们的天命初心，将他们从天矩中拉出来，硬塞进人道世俗的规范中去。孩童是多么幸福地来到这个世界，又多么痛苦地不情愿进入这个世界之门啊！整个童年，在门外徘徊着，张望着，被人从祖父母怀里抱走，渐行渐远，恋恋不舍，直至那扇大门隔绝了祖孙。嬉戏是那么美好，玩乐是何等的重要！将此等心理贯彻到史学中，不难想象，定会有人号呼：“倘若西洋的坚船利炮没有闯入这里的水域，那么世界的大门还远远没有打开！” 西方之术入世为快，东土之学出世为乐。 教育直接关联到知识观。汉以后逐渐普及的儒学教育，因为始终与辅助治国的权术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终究长时间地没有俘获民心。它更多地沦为政策与律令之外的软性义理，成为世俗生活中不得不遵从的社会规则。事情直到出现了王阳明，才有了改变。这位学者提倡“知行合一”，其初衷是强调入世的知识应该与自性的本能行为对应，应该将义理消化为自觉情愿的动机，也即人生两端的快乐如何接应人生中段的痛苦。但后世的人很快就庸俗化了他的“良知”说和“知行”观，将他的学问误解为道学和实用主义。倒是他日本的弟子三轮执斋看明了本质，说：“其本体之灵明，永放光辉，其灵明不涉及人意，自然发现，照明善恶，谓之良知，乃天神之光明也。”阳明之说，发乎孔孟仁爱，穿插于永嘉事功和程朱理学，承接并弥合了绝对与相对之间的深壑，凿开入世与出世的自由通道，使得那扇隔绝祖孙的大门轰然坍塌，儒学至此与始初贯通。按基督教的说法，愿圣灵充满我心，便见“天神之光明”。在天之神，在人之心，皆为上帝。其间人子作保，以人身证道，亦为上帝。 爱情 旧时国人男子纳妾蓄婢蔚然成风，只这样的做派也有陈规制约，谓“四十纳妾”。四十或四十之后纳妾，不但不算坏事，还受到社会鼓励。人生四十不惑，近“知天命”之年。不惑者不为外物所动，知天命者窥晓天机。人渐渐离了外部世界的纷扰，内心甦醒过来，性情复得伸展，恰似老树又放新红。从感应力的方面讲，这时的男人才真的开始体会情致，晓得女人是怎么回事了。固然，弱冠与及笄，必有成婚的考虑，只是这样的婚姻，凭媒妁之言，为的是社会需要，男女欢爱则退居一旁。一般人家里，人生中段的苦痛也裹挟着婚姻，往来诸事，皆为营营奔突，夫妻维系，亦难以挣脱。 为了需求的男女相处，自然味同嚼蜡，交往胜于根性，只在得失轻渥上做文章，哪里来的纵情欢爱！是故大部分旧时家庭，唯敬重原配，却同衾无缘，两具紧贴的身子如同隔着千山万水。他们的容貌、才识、肉欲、年纪、地位、身份，无不受到人生轨迹的限定和身处这轨迹中产生的实际需要的驱使，直捣得原本的盼望和情愿支离破碎。看透的认命，看不透的毁灭，绝少两全其美的便宜圆满。革命后提倡自由恋爱，新式婚姻，但如果不彻底改变需求的认识，依然以劳作为苦楚，那么即使把妇女也解放出来去参加生产，只是需求由一处变为两处，苦楚由双倍积为四倍，麻烦和冲突愈演愈烈，也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这就是国人在新社会里始终不解西人之所谓爱情的根蒂。 我们是难以理解在需求中又超乎需求的那份爱情的。需求永远意味着实现的功名利禄和不实现的贫贱潦倒。我们学着他们那样接吻，学着他们那样过情人节，学着他们那样情无反顾地赴死，可是仍然鬼使神差地患得患失，竟先死的那个在未抵冥界前就喊冤，未死的那个远远盯着跨过界线的最后一步而逼责。我们是难以体悉也难以学会入世的审美的，我们是完全弄不明白夫妻戳破利害锱铢必较间又生出生死恋情的。自那大门被关闭以来，我们心心念念于门外之事，而含忿茹怨地消极抵抗需求的袭扰，我们长久以来没有想过心知与需求间存在融通的幽径，几近促狭地挥霍掉“知行合一”的思想遗产，幼稚而狡黠地悖逆着人生中段的漫漫路程，倔犟地别过脸去，一次又一次地以泪洗面。 我们只喜欢玩乐的美。在这样的美中震惊世人。“过桥人似鉴中行”，“晴鸽试铃风力软”，“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白发的长者和红颜的少女，在“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明媚中共绽生命的花朵。无论叔梁纥与颜氏、武帝与钩弋，抑或子野纳妾耄耋配二八，所谓老夫少妻、虬枝颤花，实质上都是性灵超越时间的邂逅。那些忘却年岁、时光消失后的根性交织，其质地更为纯粹，褪去了欲望的荷尔蒙气息，像蝉翼一样透明，如寒冰一般澄澈。衰羸的肢体簇拥的裸女，更显肤如凝脂，形似朽木的底座衬托的美玉，枯槁的藤蔓长出的绿叶……极端的外在对立，撕扯着现实与真实的两翼，令人顿时窒息，窒息中，心被牵动上来，悬浮在咽喉之间。这简直就是一个意象，象中之意唤醒你先验的愉快。好啊！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就这么简单，别无其他。据说子野八十纳妾后，还活了八年，期间生了两个孩子。死的时候，二十出头的少妾悲恸欲绝。这样的情感很难用“爱情”来概括。只是对她好的人去了，再难有知她认她的人与她玩乐了，她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相好，发乎本心。这诚然不是相爱，相爱往往只在志趣相投，而相好总是怜恤心带动志趣。一个是经验的，一个是先验下的经验。所以，旧时只说相好，不言相爱，更不知以后舶来的爱情。 子野先生去了，留下了青春姣好的少妇。好者好矣，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我曾经在汉城（今首尔）认识一位研究戏剧的女教授，做学问一流，为人也倜傥分明，只是到了快近五十的年纪还不嫁人，成为庸遴的同事和后生的谈资。后来我们在工作中熟了，她告诉我，新近刚在纽约见了少年时的相好。会面前有人劝她不如不见，说留个青春时好的念想，否则人老珠黄的，见了倒是毁灭。她犹豫了一阵，还是见了。她说，相好不是长久的事，有来得早的，有来得晚的。她的，早早就来了，来过有过就足够了。现在见面也不是重续旧情，现在是朋友，不再相好未必不再相知。相知的人头发黄了，面容失去了光泽，真的两相看起来都很陈旧了，但这样的现实都敢于面对的人，才深知美好。教授这么想，恐怕那些古代送别了老夫的少妻也这么想。相好不是时间，而是内容。 然而，这样的相好对那些嫁给年轻男人的女子似乎不大公平。在旧时的社会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她要相夫教子，为了家政内务操持忙碌，战时祈祷征人安然归来，太平时寄心于夫君及第登科或者牵挂商贾贩运的迢迢远途，经常独居空房，年纪轻轻形同守活寡。而到头来，老了只剩寂寞的日子以及义理中虚妄的母仪尊敬。试想，此时看着曾经共蒙甘苦的夫君竟与豆蔻花龄的新夫人在偏室寻欢作乐，该是什么滋味？自然，不同阶层，不同遭遇，不同缘分，不同条件，都可能演绎出相反或差异的版本，只是大的格局中大多数妇女并摆脱不出这样的命运。而今时的新社会又怎样呢？今时的革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更为悲惨的是，革命后妇女不但没有从内务中解放出来，而且甚至要像男人一样去肩负社会生产劳动中的外务。愈加深重的负担，团聚起此世间女人的积怨，滚滚如流，悲愤难抑。结果，居然带动了消费主义加享乐主义的女权解放，旧时解散的家庭非但没有重组，反而翻造成一所所妓院。我们是否想过，这弥漫在全社会的紧张气氛，或者并非全部来自阶级斗争，更为深刻的冲突，其实来自心知和苦行的对立（心知与理知的对立），而革命有无可能解决这随革命而来的越来越尖锐的对立？ 心知带来自性情愿的行动，而理知，即世俗义理，促使被迫压抑的作为。知行合一，正是要解决这个矛盾。如何从理知中甄别心知，由绝对心知统领相对理知去行走社会人生。 中国发生了什么？ 仿佛突然之间，我们不再席地分餐，开始围桌共食。精细的菜谱纷纷被涮锅、面疙瘩、白煮、乱炖、汆汤取代，馄饨变成了饺子，馒头变成了窝头，牛羊肉换作了猪肉，里巷改称胡同，磨叽、嘎吱、邋遢、站赤这些阿尔泰语系的语音大量进入幽燕方言。北魏以降，山东以北鲜卑语通行，而南宋时期，淮河以北竟“庐人尽能女真语”。历史书上常说，“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正是在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实现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怎么理解？按现代民族学原理，并不存在一个叫作“中华民族”的民族，只能说是中华地区的多民族。而按这个说法，那么多民族，又被解释为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汉族真的那么多吗？真的那么“为主”吗？的确，尽管崖山十万汉人投海殉国，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汉民生活在传统意义上的汉地，汉人也并未因此恶役而尽绝。问题是，这部分汉人以及他们的苗裔，还会在之后的历史中占血统主体吗？ 我们的史学，尽量回避或者下意识忽略契丹、女真、蒙古的大部分人民在宋以后大批南下移居的事实。其实，到了南宋，想走能走的大部分汉人已经随朝廷南迁，淮河以北的广袤空地几乎被契丹人和女真人填满了。之后蒙古人来了，辽金被灭，这些遗民并无故国可归，只好世世代代扎根中原。迄洪武开国，又强制执行通婚改姓的办法，从文化上同化这些北方的旧遗民以及元蒙时代留下的色目人和蒙古人。《明史·本纪卷二》记载：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衣冠如唐制。”《国榷》第三卷又说：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 《明会典·律令·婚姻》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这就是法定逼婚。不能彻底换血，就融血冠姓，长期同化，至少叫你在表面上看不出来。更直接点说，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改个名意思意思就算汉人了。那么，历史透露的信息表明，汉人，尤其是宋以前典型的血统意义上的汉人为数并不很多，不少后来不得不认同汉文化的北方居民实际是外来的异族人。至此，中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文化认同成为建国的重要依据。明如是，清更如是。入主中原的满族人愿意接受以儒家为中心的思想，预备宪政时期，《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主张，“放弃满洲根本，化除满汉畛域，诸族相忘，混成一体。” 那么，中国，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概念，至少在宋之后，就不能“以汉人为主”了。在西语中，有两个比较固定的词是用来指代我们这个文化群的，一是China，另一为Cathay，而Cathay是指契丹。Cathay中国究竟是什么含义呢？从《尼布楚条约》划分疆界的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方蒙古—通古斯族群是将西伯利亚作为祖地故土的，而归化汉地新疆乃创立大Cathay中国的立足之本，于是从勒拿河退到北诺斯山，又暧昧地将乌第河一带留作待议地区，多少想在西伯利亚一带还留点本钱，且作权宜之策，以图日后东山再起。这番心思，“以汉族为主”的思维是难以揣透的。西伯利亚，关我何事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没听说与西伯利亚有什么关系啊？汉人西出，认祖归宗，至多心悬羌藏之地，怎么也扯不到西伯利亚那么遥远的荒壤蛮野！然而从Cathay中国这个概念来看，蒙古-通古斯人是带着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厚礼来加入中华大家族的。所谓西伯利亚，也称作鲜卑利亚，或者锡伯利亚，是阿尔泰语系诸部族千古万代征夺、开发、生育、繁衍的故土。从匈奴以来，或者有史记载的更早的时代以来，北方人民终于通过战争、融合等各种办法，在宋元之后成功归化中国。 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从宋以后，终于成为一个不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就好像希腊人罗马人创造了欧洲的文明，之后日耳曼人来了，罗马帝国分裂了，日耳曼人接过这个文明的成果延续了欧洲的寿命，难道这个以日耳曼人为民族主体的欧洲就不是欧洲吗？当然，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罗马希腊的古文化发生了变异；蒙古—通古斯人接受了喇嘛教，汉人创造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异。 那么，当今中国又发生了什么？ 一言蔽之，革命。但关于革命，既不是本书的内容，也不是本书的口气。我这里只想说一件很小的事。 你开车在大街上行驶，常会遇见前面有车想改道或希望你提供方便，这车的司机从车窗伸出了手，给你做了一个竖大拇指的手势。你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却显然读懂他踌躇满志的身态语言。这个从美国影片中学来的动作，本义是打个招呼。打个招呼而已，何以就踌躇满志了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即便你没有在学校里受教育，也有足够的经验告诉你如何打招呼。如果仅仅出于效率和安全的考虑，欲以某个简洁而明确的姿势示意尾随者，你的本能就会帮你做出比竖大拇指多得多的直接的选择。而他只做这一个动作，甚至多次遇到相似的情况也只做这一个动作。我不怀疑他处理这事的用心，我诧异他像一个幼稚而好奇的小孩一样，不停地重复刚学来的一句话，然后沾沾自喜，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得好起来。这可能是刚从大学毕业买了新车的外地人，也可能是城里工人阶级的后代，他读了很多书，也受够了来自各方面的训诫，现在他似乎故意忘记了所有处事的经验，或者也许开始怀疑立足人生的基本规则，他要丢弃掉一切行之有效屡试屡验的方式，学习重新做人。他心中暗语：“这个新学来的动作，你们会吗？” 就这样，我们一夜之间从万岁抽缩到三岁，跟着一个青涩的少年人邯郸学步、牙牙学语。仿佛连吃饭穿衣都不会了，急急收敛起皱纹密布、毛发稀疏的龙钟老态，徐徐瞪射出娇嫩含雾的童蒙双眼，满心期待托儿所的阿姨发一块糖吃。你真的可以做成一个小孩吗？老则老矣，不认老，就被老认了。一个老人想返老还童，那叫做梦！一个老人想要获得自己的位置，必须遵从老道才能获得尊重。 强大？我们在强大的梦里已经走得太远。你曾经强大过，你现在有比强大更尊贵、更深厚的事情要做。人有生住异灭，世有成住坏空，每个过程没有是非高低。人的意志想要脱离天道的秩序，只会带来荒谬和灾祸。人老了，致力于延年益寿，亦可容光焕发，而妄图青春永驻，则贻笑大方。身上有病，治一治，也无妨，吃点保健药，增强免疫力，此乃正途。心急乱投医，直下峻利猛药，又一剂不成再改凶戾暴烈之方，着实去掉些积溺宿汗，人也奄奄一息了。此时反不思过，又轻信妙手回春之说，忽然大服春药，大唱春天，过把瘾就死，坐待毙命。复兴？人怎可相信天癸再至精血复盛的虚妄呢？青春固美，夕阳更嘉。靠春药壮阳，靠补药填虚，都不可能伟势再举。“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入秋临冬，正是收熟入仓的时节，你何故弃万千金谷赤果于田野，去瞻羡远处还在春夏中的那片萋萋葱郁呢！ 慕邻有耕，鄙己可获，骑墙举首，两顾空空。 再打个比方。一顶轿子十个人抬，十个人抬久了不满意，说，看人家十一个人步行蛮好的，我们废掉轿子也步行吧！结果，废掉轿子后，原先抬轿的十个人只会佝偻着走，几近爬行，而原先坐轿子里的那个人竟连步子都迈不开，只会站在那里打颤。实在不去想想，人家那十一个人，从来就是步行的，不曾有轿，也不曾骑马，最多其中几个黑心的，贪便宜，时不时赚人背他一程而已。 说轿子是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拆掉，扔掉，毁掉！可轿子是一件宝贝啊，无数不剥削阶级的血汗养出来的，怎么可以白白扔掉？怎么不想想，改造一下，装上轮子，抬轿的十个人都坐进去呢？人家苦于没有，远远看着，口水都掉出来了。如今你毁掉，四处散架地掉在地上，人家将污损的流苏、折断的坐箱通统捡拾起来，珍瑰似的，还慢慢拼凑起一个新玩意来。 青年人遭遇了什么？ 青年人延续了孩童的趣味，生长出更为明显的性情。入世开始承担人间义务，所知与所行强烈冲突。知的那方面，是心知与理知的不同；行的那方面，是本能与要求的矛盾。长久以来，我们尚能分清理知与要求对生命的压迫，统治的文化也只在协调冲突、劝诫顺从方面做点文章。而如今的资本主义，充分利用语言的魔术，将“能指大于所指”推向了极致。文化为产品帮忙帮闲，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精彩绝伦的地步！一切的电影、音乐、戏剧和五花八门的门类艺术形式，都赤膊上阵，暴力灌输，潜移默化，谆谆告诫，明喻暗示，只为了告诉你，需求即为青春。资本在漫长的统治中，逐步解析了这一秘密，它在去掉武装的反抗之后，直捣那审美的核心。利用审美的动力，而不简单停留在宣传的粗暴上，既洗脑，又改换性情。 当性情中追风戏蝶的趣味被品牌虚名的消费取代之后，那么，千古人性的淳朴质地，就彻底沦为平庸，彻底异化得面目全非了。平庸的对立面，就是淳朴。人不再找得到自己淳朴的根性，错把恶习和消费当作生命本身，事实上就已经不再是人了。这也算是一种知行合一，变苦行为乐行，顺着势利丧失尽最后的本能。于是，赚钱打工便不辛苦了，劳作奔忙甘死如贻，大家在统一的消费品面前居然争先恐后地蜂拥而上。资本已经稳操胜券地坐稳了。它根本不怕格瓦拉的丛林游击队，也并不在意存在主义的痴人说梦，它倒是对那些“愚蠢”的、不入时的、油盐不进、还固持自己老旧趣味的“懒虫”有点担心。老旧的趣味？对于时下变异的本能，天然的根性趣味，既然是千古的，自然是老旧的。按说，新的，绝不怕旧的；可为什么“新的”，又要费尽脑汁时刻借新势将淳朴归入颓势呢？问题在于，这是一种审美的妖术，它巧妙地偷换了“朴庸”与“新旧”的概念。 你如何证明这“新的”不是出自人类本能的需求呢？ 十亿人有十亿淳朴的本质，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尽相同。松菊苇蔓，虫豸鸟兽，大千世界，五花八门。冰寒不抵火炎，天雨可抗地旱。彼之长，在此竟为短。如何我们过着过着，居然面目雷同、趋步一致了呢？如今是十三亿人一个表情，买房买车，品牌明星，别无他择。但当那被鼓吹为“性情”的东西呈现出如此高度一致的需求面貌时，你竟不怀疑这是异化趋同吗？你竟看不清这是最极致的专制和奴役吗？ 所以，文化的迷信也非常可怕。人们从神权的迷信、王权的迷信摆脱出来，眼下正在陷入到文化的迷信中不能自拔。什么叫做迷信呢？对相对的事物抱确信无疑的态度，就是迷信。理想主义时代之后，人们相信经验的东西是可靠的，欲以实践来检验推断，其实质就是要用奶来检验娘的真伪。娘是可以用来检验的吗？她有奶没奶都是娘，或爱或弃的现实都改不了娘的真实。实证主义者说，起于疑而止于信。这是多么荒唐和虚谬的逻辑！一切经验都局限在条件之中，人之信疑皆不可脱离处境的相对，哪来什么信疑的对立分明呢？如果实证主义还有现实意义的话，它恰恰应该始终坚持起于疑而止于疑的表述。人若舍弃了先验的那部分，转而服从经验的引领，必然只关乎得失而漠视真伪。归根结蒂沦为无所谓疑信的盲从。盲从势利，盲从流行。什么是流行呢？就是随波逐流。人常说，我们是小人物，过过日子，生活而已。可哪来什么比生命还大的大人物呢？生命之大，大于生活之中的君子小人，每个人基于生命也就不可能做什么小人物。世间哪有弃命而活的生活呢？诗人常叹，“热爱生活”，“生活多么美好”，这爱和美，实在都来自于日常事务中生命复苏的点滴。度日不是生活，生活乃是生命在入世中的千姿百态。战争，和平，奴役，自由……所有的苦痛和欢愉都改变不了性情的差异和复杂，人才得以繁衍下去。大同不是理想，大同是一个罪恶的梦，梦想为一处的极权和极利杀灭生灵，而生灵的方式正在于大不同，以大不同互补，以大不同进退。 这个亢奋难抑的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被甩到信息公路之外反倒有些不同，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统一的信息诱导下居然日益大同。事实似乎怪诞地指向一种结论：青春覆灭，青春老化。世界的年龄结构突然呈现出一幅倒映图——岁数越大越年轻，岁数越小越衰朽。青年人究竟遭遇了什么？青年人在这个资本的寒冬遭遇了退化，性欲淡化，情欲丧失，志趣瓦解，更年期提前到来……仿佛只有挨过了这暗夜的冰冻，索性被加速器无情抛弃掉，才得以喘息，得以按血肉的进程回春。从某种程度上讲，倒是落伍、失败、遗漏、隔绝才是幸运，才不自觉地躲过了高度社会化的洪流，保留下一部分残缺的天性赖以活命。这种现象的持续，又必将刺激另一部分自觉的对抗，即主动地以各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去屏蔽庸常社会的主流毒害，甚至以毒抗毒地不断变形，慢慢酿积成一股灵敏而黏滑的难以抓牢的反力，去反动无处不在的全球化进程。 最后，青年一代不得不重新思考闭关自守。在一切开放的名义下进行的贸易中，为什么永远只有我买你东西的份呢？开放，原本仅为更好地接受输入。如此习惯性地被动接受导致自性生长的倒逆，其结果定然丧尽自性，再无输出可言。在一桩没有好处的买卖中，人们不会忍受太久的。他们首先会逆反地想到退回原点，先自闭起来，保存最后一点活气，再论下一步怎么办。是的，关闭接收器，油盐不进，排毒养颜，自我循环，还有可能成为未来开放中平等制衡的起点。至于关闭，又不同于曾经的不开门窗。不开是不肯开，打不开，而关闭是自觉关上。这种自觉，大可以打开北门，又另启南窗，让进来的气流从这边进又从那边出。更极端的，甚至把房顶掀了，把墙壁拆了，让风无所谓进出，无所谓去留。一种全球化可以抵御另一种全球化，一种大同可以销蚀掉另一种大同。让相反的极权和极利对立起来，个体反而独立出来。一边进盐，另一边进糖；这里倒油，那里灌水。油盐不进，是这么积极地做成的。说这么吃力，不如出世，可哪里还有一片净土没被资本的势利染指的呢？非此即彼，这个存在主义的典型态度正好被资本化世界利用，不如彼此彼此，让它们相互利用吧，你好逃脱，在人群中逃脱，逃脱到人群中。有什么关系呢？彼和此都是标签符号，都是幻相虚无。是彼非此，是此非彼，一样都是意识形态的执着。因此，现象是不会说话的，本质是被人偷换的，无处可逃的人群中不如任选其一、再选其一地游刃有余。选择的不选择，方可隐没。隐没的目的，在于从心顺性而不逾矩。这样大的智慧，先圣们竟是向路边的野花学来的。 我的朋友沈昭平    我的朋友沈昭平，1965年生于上海，属蛇，今年五十岁。祖籍河北沧州，母系浙江金华汤溪，与我外家同出一地。昭平是语言文字学的博士，长年钻研古文字和史籍，七年前受日本爱知大学邀请，到名古屋去教课。在那里，他和比他小二十六岁的学生松元行江结为夫妻。松元行江的曾祖父松元正雄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而这个书院正是如今爱知大学的前身。1927年，他又入陆军士官学校，之后在日本帝国陆军部队服役，十三军建制不久，被调往军辖第二十二师团和第七十师团任官职，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三年间，带兵转战于金华至衢州铁路线以南一带，曾到过汤溪，与昭平的太公还有往来。这条断续而又交叉的线索，似乎成了他们姻缘的命运路径。    去年清明前，昭平的外婆离世了。他外婆长寿，一直活到一百零二岁，死的时候留下一间房子，归在昭平的名下。外婆走的时候，昭平没有回去。他说他害怕。害怕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力量。追悼会、落葬、迎宾送客以及房屋遗产各类事宜，都是昭平的母亲沈阿姨和他妹妹沈凌微主理的。当时也非常顺利，并未想过会有什么纰漏，也更想不到之后可能生出纠葛。可是，今年6月，突然沈阿姨打电话给昭平，说他舅舅委托律师，状告房屋所有权不明，要他亲自来处理。于是，他从名古屋请假回到了上海。 昭平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同住在永嘉路396弄，我们一起上学，一起逃课，一起追女孩子，一起考大学。后来，我写作，他教书，人生的路线渐渐不同。只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还都接近，几十年也未变。他一到上海，首先来找我，前尘往事顿时涌上心头。我本来计划写《非学》，这是继去年《手珠记》后深入谈认识方法的书，意图通过用各种反学科和非学科的手段整合二元对立的分裂，但他的话匣子一开，把我的思路全部打乱了。我被他引到文化和历史的冲突中，家国，天下，烽火，情恨，一时间纷乱中锐密起来，迷离中沉凝下来。雪山森晓，风叶战秋。他常常三天打官司，两天来讲故事，彻底把我的写作计划粉碎了。而我从来就不是完美主义者，也不相信貌似逻辑的既定形式。倘要是摆脱不掉文史和人事的纠缠，那索性就将情态与岁月来做文章，“几处断垣围古井，向来一一是人家。”风动流光，雨静飞尘，星曜月明，此起彼伏。这样倒是根本上消解了问题和主义，专从往来住空中体悟，留得曲直，谈笑是非。 这样，我就想到了写这本书，写我们的外家。 他母亲和我母亲，都是汤溪人。他们出在前夏，我们住在东夏。两个村子相距不到一里地，按说祖上还是同脉。我以前用汤溪语写过一首歌，也在另外一本书里写过点我们的家世，但这些都是经历和说事顺带出来的点滴。而这次恐怕要走很长的路，要带着看客们跋山涉水，深入到门户，进抵至身心。如果一时出不来，也不要埋怨我。我可以保证，那是你从来都未曾去过的地方，那些话语也是你从来也未曾听过的衷肠。一旦你回过味来，或者还可以作为丰盛的谈资，或者想骂我也找到了骂的实处，或者也终于知道你我究竟何以难讨对方喜欢，以至于最后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相处。 这不是一场说书，这是一本说说书人的书。尽管我不打算抽象了，但呈现的未必尽在具体。从理性中出来的叙述，何苦再退回到感受层面呢？你在这里自以为感受到的，实际上是接应到的和呼应到的。所以，一本不准备写成哲学的书，也并不准备写成说书蓝本。如果这样的文本不好归类，还是建议放在文学类的散文中吧。因为文学的对面是语学，就像文化的对面是语化一样的，那么，散文的对面就是聚文，聚在一类中，同类相聚。我这样的文章，难以与他聚类，不如散在外面，人得的好处不想要，人得的害处也自然就没有。千万不要想这是什么革新，这只不过是随遇而安的不得已。我跟昭平约定了，说说写写；我陪他聊天，帮他解决麻烦，不能一无所获；我的目的在于做我感兴趣的研究，由那本书达不到的，在这本书里必要达到。也许《非学》只能完成认识方法的探讨，而这本书却可以从人文角度来完成机体的愈合，使我们整个在学科和思维分裂下承继前人遗产的当下人生开阔起来。 书名叫《妹方》。妹，是昭平外婆夏光妹的妹。妹，是远古商汤姑蔑国的国名。姑蔑，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叫姑妹。夏光妹的父亲夏玉书给她取这个名字，是要光耀姑妹的意思。汤溪人大部分都是姑妹人的后裔，成汤的亲戚。他们在商亡之后，迁徙到越国的西境，为了纪念成汤，把依溪而居的这片地方定名为汤溪。方，是方国的意思。在商汤或更早的时期，人们并无国的概念，常以方这个字示意聚落、氏族和部落的联盟。    妹方，是昭平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