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生命和创作

《鲁迅的生命和创作》是英国汉学家秦乃瑞先生去世前未出版校订的一部遗著，经由其夫人陈小滢女士授权，经鲁迅研究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平及其博士生翻译、校注后出版。作者在书中将鲁迅的生平与重要创作，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转折，结合大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一一向我们娓娓道来，并就其中诸多问题从学术的专业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通俗而生动地勾画出鲁迅的生命与创作。本书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秦乃瑞（John Derry Chinnery，1924-2010），英国有名汉学家，爱丁堡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负责人。1957-195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一年，1970年与陈小滢（中国现代有名作家陈源、凌淑华的女儿）结婚。多次以中英友好人士身份来华访问，曾经受到的接见，1989年退休后长期在中国居住。主要著述有《现代中国的文学改革问题》（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论著1955）、《新凤霞回忆录》（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译著）、《中国的瑰宝：巨龙之国的辉煌》（伦敦邓肯·贝尔德出版社2008）、《中国古代文明》（纽约罗森出版社公司2012）等。
王家平，浙江庆元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在靠前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外文译作20多万字，主要学术著作有《民国视域中的鲁迅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时期诗歌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等8部。
张素丽，河南叶县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防灾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著有《鲁迅与中国传统美术》（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等。

译者前言
引言
鲁迅的家世和孩童时代
绍兴周氏家族
鲁迅的孩童时代
早期的私塾生活
街头迎神赛会和社戏
鲁迅与乡村孩子章运水的友谊
父亲的死亡
在南京、东京和仙台的求学生活（1898―1906）
鲁迅离开家乡
在南京矿路学堂
在东京学习日语
支持共和主义
走上学医之路
鲁迅的弃医从文（1906―1909）
鲁迅的包办婚姻
“新生活”
两位绍兴革命者的死亡
范爱农：从敌到友
鲁迅最早发表的文章
在伍舍的生活
《域外小说集》
辛亥革命
旧秩序的崩塌
鲁迅开始执教生涯
关于头发的争论
辛亥革命在绍兴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
在教育部任职
鲁迅成为政府公务员
从南京前往北京
多种学术兴趣
忍受孤独的折磨
在教育部的工作情况
袁世凯的称帝野心
《新青年》杂志
袁世凯的垮台与辫子军的挫败
一位老友的来访
呐喊时代（1918―1923）
《狂人日记》
随感录
节烈观
国民性问题
现在的屠杀者
《孔乙己》和《药》
在咸亨酒店
《药》
“五四运动”（1919）
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
鲁迅告别绍兴
鲁迅小说《故乡》的背景
《一件小事》、《风波》和《头发的故事》
鲁迅的杰出代表作
《阿Q正传》
《呐喊》的其他小说
家庭争端
周作人与大哥的失和
彷徨
《祝福》
《在酒楼上》
《彷徨》里的其他小说
在老虎尾巴
《莽原》与“未名社”
娜拉走后怎样？
论雷峰塔的倒掉
循环怪圈
看镜有感
西安之行
鲁迅在西安的活动
《语丝》
转折点（1925―1926）
鲁迅的个体抗争与中国迫在眉睫的危机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
绝不痛打落水狗？
与陈西滢的笔战
费厄泼赖
《华盖集》
鲁迅与许广平女士
两人的早期通信
他们共同南下
《彷徨》集里的其他小说
《孤独者》
《伤逝》
《弟兄》和《离婚》
在厦门大学任教
朋友和敌人
《故事新编》
广州插曲
离开厦门时的所思所想
在广州的复杂境遇
《野草》
鲁迅在香港的讲演
香港海关官员的奇怪行为
饱受攻击的上海生活（1927―1931）
鲁迅与许广平定居上海
内山完造与内山书店
郭沫若与创作社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鲁迅与黄源的合作
在杭州的短期休假（1928）
鲁迅当爸爸了（1929）
左翼作家联盟
年届五旬的鲁迅
许广平的奉献
鲁迅的日常生活
鲁迅的五十岁生日聚会
白色恐怖
二十三位烈士
日本占领东三省
日军进攻上海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杨杏佛遇刺身亡
新生活运动
鲁迅30年代的其他活动（1930―1935）
他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
《北平笺谱》
与萧伯纳在上海会面
与的合作
后期杂文
《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
《八月的乡村》
“两个口号论争”（1935―1936）
“左联”的活动
“左联”的解散
鲁迅很不高兴
穿着洋服的“四条汉子”
鲁迅的最后时日
这也是生活
民族魂
尾声
征引与参考文献
译后记

    范爱农：从敌到友
    在1907年的东京，一位参加抗议清政府残害徐锡麟、秋瑾会议的中国留学生，命中注定要在鲁迅从日本回到绍兴后成为他的同事，他就是范爱农。鲁迅笔下的范爱农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别人的怪人。当鲁迅宣称他支持给北京的清政府发抗议电报后，范爱农用滞钝的声音反对道：“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鲁迅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家伙总是跟自己唱反调，他接着写道：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靠前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很好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乌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在鲁迅所有的回忆性文章中，《范爱农》很可能是很能展示他的人情味和他的天性中自我批判那一面的作品了。这篇文章也展现了鲁迅深深地投入到了一项伟大的任务中，这项任务就是把中国从传统专制社会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在当时的日本，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之类的观念仍然比较强大，但鲁迅当时对这些并不怎么留意，而且日本的这些传统思想正经受着来自欧洲之新制度的冲击。如果是在中国，鲁迅不会对他在东京火车站看到的那些新来留学生的举止而感到惊讶，但是在日本他担心这些人的举止会使中国蒙羞，这一切也提醒他，中国的确需要进行变革。
    有一件事鲁迅没有叙述清楚。当范爱农说：“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那么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仅是在火车上的人，还是他所提到的东京抗议集会上那些来自浙江的留学生？鲁迅在后来的文学论争中对相反观点的不宽容这一特色，或许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开始形成。
    徐锡麟事件中某些有趣的方面，也让鲁迅性格中的某些方面显现出来。驱使徐锡麟从事共和事业的是自我牺牲精神，鲁迅对这种精神无疑是崇敬的。鲁迅是光复会的支持者，与徐锡麟相当熟悉。鲁迅也曾经用好看好的词汇来称赞光复会陶焕卿（陶成章），后者曾经把许多重要的文件和诸如旗帜等装备寄存在鲁迅的公寓里。但是当鲁迅有一回即将被光复会委派回靠前参加一起刺杀行动时，他犹豫并且很终谢绝了。鲁迅谢绝的理由是担心母亲在他参加行刺后的命运，很久之后，他告诉弟弟周作人说，他不能接受行刺的指令，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事实上，鲁迅永远不会去做把自己与某一纪律严明的团体绑在一起，从而接近放弃个人独立性的事情。鲁迅的确甘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大众，但是他坚决维护自己在应该如何行动方面的决定权，他百分之百地不信赖任何团体。他甚至对他的弟弟周作人说，假如光复会陶焕卿今后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自己做了皇帝，大伙优选得看管好自己的皮肤。鲁迅对“优选”的不信任，乃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而且他对优选权力的这种判断也很好具有预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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