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笔记

世界文学大师约瑟普拉回忆录！ 从加泰罗尼亚语直接译出，首*引介到中国！ 约瑟普拉在西班牙的文学地位不亚于鲁迅在中国！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从加泰罗尼亚的蒙特拉斯镇到巴塞罗那 一份私人日记，一部家族回忆录，一幅加泰罗尼亚乃至西班牙横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全景图

这部《灰色笔记》是从作者1918年至1919年的日记中精选而成的。它与其说是一本私人日记、一部反映家族历史的回忆录，不如说是一部反映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班牙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作者用近似散点透视的方法，从家族历史出发，细致描绘了从加泰罗尼亚的蒙特拉斯镇到巴塞罗那人民的生活日常，又将这些置于西班牙整个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中，为当代读者开辟了进入加泰罗尼亚乃至西班牙历史的新路径。

约瑟-普拉（Josep Pla，1897—1981），西班牙记者、著名作家。作为记者，他曾远赴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和俄国工作。作为作家，他主张“文学无国界”，终其一生坚持朴实、易懂、明晰的文学创作风格；这位作家在加泰罗尼亚乃至西班牙的地位不亚于鲁迅在中国，他一生坚持用加泰罗尼亚语写作，非常高产，身后留下四十余卷作品。

目录

    我一八九七年三月八日生在帕拉弗鲁杰（小安布尔丹）。我一身血肉都属于安布尔丹。这里东是瓦古尔的宋立克山，西是费多尔群山，南有蚂蚁群岛，北有格力山，如此合成我眼中的大观。这片土地总给我一种沧桑感，曾有各式各样漫无目的、形色不一的人物置足其间。 我父亲名叫安东尼·普拉·维拉尔。普拉一词出自“普拉田庄”。庄园所在的优服琉是帕拉弗鲁杰边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地方。这座寂静的小镇有自己的讲道堂，土地干燥贫瘠，镇上的人驯顺保守，碌碌寡志。至于维拉尔，是蒙特拉斯镇上的一个家姓。镇中有帕拉弗鲁杰到帕拉莫斯的公路穿过。当地有很多喧嚣的共和派，曾引发过暴力纷争，有的缘于政治，有的为了私怨。我父亲祖上世代务农。自特伦托会议以后，镇讲道堂便开始有档案记载。当过堂长的比尔瓦神甫——其人颇有才识，爱读故纸胜过栽培番茄——曾经告诉我，自从有了文献，我的家族便屡屡在普拉田庄登名。我的祖辈都是贫农，主要以种葡萄为生。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蒙特拉斯的维拉尔一家迁至巴塞罗那。叔祖辈的一位维拉尔医生在巴塞罗那奈塔定居行医。他叫玛丽埃塔·维拉尔，即我的祖母玛丽亚·维拉尔·果隆的兄弟。维拉尔医生在政治上是个激进派，宣扬一种唯物无神的科学主义。他一头罗马式的发型，头发底下是一张*其苍白的脸，同脖子上鼓鼓囊囊的黑绸宽领带相得益彰。他为人狂热而急躁，心性则极良善，颇能令人回想起一八四八年的风采。 玛丽埃塔·维拉尔为了同祖父约瑟·普拉·法布雷加斯完婚，从巴塞罗那来到我们镇。当时正值*二次卡洛斯战争，陆路不安全，故此她取道海上，在帕拉莫斯下船，然后搭上一辆常见的圆篷车。当时是秋天，马车迎着夕阳出发，还未走到彼恰桥，马匹受惊，直往后退。原来是公路中间有具死尸。挨着路边有片阴暗的树林，从中可见焚烧湿柴的火光和浓厚的白烟。当时萨瓦伊斯将军的骑兵队正在松树下扎营。我的祖母惊惶失色，一路战战兢兢，总算回到了家里。家人为她解开胸褡，让她躺在沙发上，又宰了一只鸡。等到几碗鸡汤落肚，她才缓过神来。那次惊吓让玛丽埃塔祖母记了一辈子。前不久，有个农民向她抱怨世道不太平，我听她说道：“可不！不管谁掌权，都不能让无辜的百姓为了缓气儿就隔三差五地宰鸡……” 我母亲名叫玛丽娅·卡萨达瓦伊·雅科。她的父亲柏拉·卡萨达瓦伊是个铁匠，在帕拉弗鲁杰镇上有座露天铸炉。他前室的儿子叫埃斯岱瓦·卡萨达瓦伊·帕莱拉斯，曾移居古巴，靠烟草生意挣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就当时来说）。那笔财产的三分之一后来由他的异母姐妹（我的母亲）继承。外祖父柏拉年轻时是个思想自由的编草匠。自从儿子由古巴归来，外祖父明显开始收敛。随着年华凋零，他将铸炉封火，订了一份《布鲁西》，度过了一个平静安详的晚年。 雅克一族出自伽瓦拉的菲多尔山区。我的曾外祖曾在卡沃尔卡垦田——天空和树林间一座偏远孤零的田庄。雅克一族人丁兴旺，传家久远。我外祖母这辈共有子女七人：一男六女。儿子是个逃兵，去了法国的兰斯，在那儿结婚并生下一子，取名伽斯通。这个儿子后来为法国战死于凡尔登。这段事迹听来神秘，可能其实未必如此。至于闺女，两个嫁到卡隆嘉，两个嫁到帕拉莫斯，还有两个嫁在帕拉弗鲁杰。其中几家后来也迁到了法国。如今，我母亲的两个表兄弟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行动派、警察眼里的危险分子……以出入监狱、东躲西藏度日。他们甫在镇上露面，转眼又从阿尔韦拉的另一端现身。在我们当地的各个家族中，富有或者可称宽裕的一派通常是天主教徒，循规蹈矩；穷人则是无政府主义者，行止无端。这没什么稀奇。一方越是富有，另一方往往就越心有不甘。 在祖辈当中，我只认得玛丽埃塔祖母。祖父约瑟·普拉凭窗观望暴雨的时候遭了雷击，去世时尚年轻。外祖父柏拉·卡萨达瓦伊在我出生前已经过世。外祖母格拉西亚·雅克·塞拉，从家中存留的一张银版相片来看，其人温淑娴静，面容清朗，额间有一纹*美的皱痕，五官线条分明，流露出一丝妩媚。 根据我的印象，多年以来，家里人对从古巴载富而归的埃斯岱瓦·卡萨达瓦伊先生一向钦敬。他回乡以后娶了高贵貌美的贝娅特柳·基尔瓦小姐。两人没有儿女。这位贝娅特柳女士，早先曾同一个姊妹——至今单身的可尔内娅女士——在香槟省的埃佩尔奈生活。她们的父亲在当地做酒瓶塞生意。时至普法战事初起、德军入侵，他们住得离事发地点非常接近，有一天还见到俾斯麦王子骑着白马从镇上经过。 卡萨达瓦伊先生因受贝娅特柳女士熏染，与教会渐趋渐近。有一年，有名的耶稣会士伽维尔纳神甫来帕拉弗鲁杰做了一次感人肺腑的布道，结果引发了多人皈依天主的盛况。卡萨达瓦伊先生受到触动，成了一个暴戾果敢、全心全意的天主教徒。他不待讲道结束，便去公证处口授了一份遗嘱，要留给吉罗那分教会一万金币（占其动产的三分之二）。他皈依的举止俨然如刚入教的新人，便有人含沙射影，说他曾在古巴做过自由派，也可能当过共济会会员。这段公案我永远也弄不清楚。不过宗教的确赋予卡萨达瓦伊先生一种大方的性格。当时庇护九世在位，卡萨达瓦伊先生被本地的共和派唤作“教皇的信使”。他变得*其凝重严肃，谨言慎行。他时常穿戴长礼服、圆礼帽、亮漆皮鞋，执一根油黑的手杖，杖顶镶着一颗台球大小的象牙珠。他身材高瘦，略有些驼背，能写一手可赞叹的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