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日侨文人史料研究 堀田善卫的上海时代

本书以日本战后派文学家堀田善卫侨居上海时期的言论著述为线索，收集爬梳与日本在华文人群体相关的档案、报刊、论著、图片等大量史料，分析考察日本占领上海期间形成的日本侨民社群的文人言论空间；本书将堀田善卫针对日本战败、战争责任及战后责任的个人书写与同时期日侨报刊的公共言论空间进行比较，分析日侨文人在中日关系转折期所起到的言论职能作用，讨论日侨文人在华期间及遣归之后对中日两国言论界造成的话语冲击与挑战。作为“越境文人”的代表，堀田善卫在上海的经历，体现了“越境文人”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中寻找主体性和与异国他者对话的过程，具有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章 1945年的上海与东京
一、东京《朝日新闻》与上海《大陆新报》
二、堀田善卫的上海之行
三、二战末上海的日语言论空间
四、“堀田文库”与日侨文人史料研究
第二章 堀田善卫与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
一、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对华文化工作
二、二战末期振兴会的“中国文化热”
三、留日学生“吴明”的中日文化关系史
四、小说《汉奸》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意识
第三章 武田泰淳与上海东方文化编译馆
一、堀田善卫与武田泰淳的上海交友
二、从日本出版会到东方文化编译馆
三、日本馆藏《东方文化编译馆事业概况》
四、东方文化编译馆的翻译偏向和工作策略
五、《东方学报》的编辑策略和话语空间
六、二战末期编译馆的事业转向
七、东方书局刊《随笔中国》的遣归日侨文人圈
第四章 南京之行和长篇小说《时间》
一、从上海到南京
二、草野心平和堀田善卫
三、《时间》与战后日本的大屠杀言论空间
第五章 上海日侨的战败期言论空间
一、战败前夜的沦陷区中日论争
二、1945年8月的东京与上海
三、上海日侨文人的战败体验
四、《告中国文化人书》与小说《祖国丧失》
五、从“君臣对话”到“对话中国”
第六章 滞沪日侨文化界与《改造日报》
一、从“支那”到“中国”
二、战后滞沪日侨文化界
三、《改造日报》与堀田善卫的《有关希望》
四、《改造日报》与日侨管理处的对日文化工作
五、“在上海自由思想家联盟”与左翼日侨群体
六、《改造日报》的人民之声和文人言论职能
第七章 留用日侨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文化工作
一、“归国”与“留华”的道路选择
二、国民党中宣部“对日文工会”的上海事业
三、《新生》的文艺言论空间
四、榛叶修与日俘士兵的在华言论空间
五、日侨文人的战后中日交涉职能
第八章 遣归日侨文人的“中国之眼”
一、“红色中国”的文字体验
二、长篇小说《历史》的中国表述
三、茅盾·马尔罗·堀田善卫
四、他者之眼与中国之眼
五、中国和日本的双重战后空间
六、堀田善卫：越境者的诗学
资料篇 《日本战败前后上海日文报刊目录汇编》(中日对照)

     第一章 1945年的上海与东京 一、东京《朝日新闻》与上海《大陆新报》 1945年3月24日，日本东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朝日新闻》在当天头条发布了一则题为“荒鹫击沉敌舰11艘”的战事报道。该报道介绍了日本海军针对盟军舰队发动了代号“神风特攻”的自杀式攻击，宣称“在持续一周的猛攻之下，敌舰队损失惨重预计将向南方海域撤退”。同样是在1945年3月24日，发行于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的日文报纸《大陆新报》也刊发了一则题为“击沉11艘敌舰、内含5艘航母”的头条新闻。仅从标题也不难看出，当天上海《大陆新报》刊发了和东京《朝日新闻》内容一致的战事报道。《大陆新报》创刊于1939年1月，是日本侵华战争及二战期间朝日新闻社和日本军部合作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日文报纸。日军占领上海时期，《大陆新报》是当地日侨群体主要阅读的日文大报，前后发行了长达6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不久被迫停刊。 上海《大陆新报》和东京《朝日新闻》同属一个报社集团旗下，1945年3月24日这一天，它们在隔海相望的两个城市采用接近相同的方式报道着战争的走势。1945年3月24日在上海的历史上或许只是平淡无奇的一天，当天《大陆新报》和《朝日新闻》在战事报道上的同步性却凸显了日军占领下的上海与隔海相望的东京在公共言论空间上存在的交集。但是另一方面，1945年3月24日的《大陆新报》和《朝日新闻》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基于交集之上的差异更有助于我们发现二战末期上海言论空间与东京言论空间之间的本质不同。 例如，1945年3月24日的《朝日新闻》和《大陆新报》各自刊发了一篇点评战局的“社论”。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题作《因战果而奋起》。该社论首先宣扬特攻队的自杀式袭击重创盟军取得重大战果，随后转而强调“皇国当前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国民必须从特攻队的战果中获取必胜的信念，鼓起勇气应对即将来临的本土决战”。同一天在上海，《大陆新报》刊发了社论《切勿失去日本国民的自尊心》。该社论批评上海当地日侨“缺乏皇国必胜的自信和决然应对挑战的态度”，强调日侨群体是“当地中国民众理解日本的专享窗口”，要求所有侨民必须在中国民众面前“彰显日本国民的自尊和昂然的自信，以实际行动证明日本的战争道义和必胜的信念”。 这两则社论都表现出了对日本战败前景的危机感。但是两者之间的根本性不同在于，《朝日新闻》的社论接近将中国问题排除在话语空间之外，《大陆新报》的社论则把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视作当时日本面临的首要课题。实际上，《朝日新闻》的社论全篇没有出现任何一处和中国有关的论述，对于战局的讨论接近限定在了太平洋战场的范围之内；与之相反，同日《大陆新报》的社论除了在文章开篇处简略提及了太平洋战局以外，全篇内容都在讨论当地日侨和中国民众之间的双向关系问题、日侨应当采取的对华态度和在华日侨的使命与职责的问题。 尽管传播着相同的战争资讯，上海和东京的两份日文报纸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对华意识。实际上，这种对华意识的差异并不仅限于1945年3月24日这一天。对比1945年度《大陆新报》和《朝日新闻》的社论栏，不难发现两份报纸对中国问题无论是表述意愿还是表述方式都大相径庭。1945年的日本正处在战败前夜，以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言论界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了所谓的“本土决战”之上，其言论视野限定在与美国作战的太平洋战场；与之相对，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借由《大陆新报》等沪上日文报刊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地化特征的日侨言论空间，如何在日本战败的前夜应对、调整与周围中国民众的自他关系是这一时期上海日侨言论界的主流话题（参考本书《资料篇》）。也就是说在二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上海的日侨言论空间和东京的日本本土言论空间在言论视角、言论主题、言论结构和言论服务对象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反差。这种对立反差不仅导致两地的日文报刊上出现了相互差异化的两种日语言论空间，同时还导致了两地的日本文人知识分子们在有关日本战败和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出现截然不同的认知视点和话语表达方式。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