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伙伴 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

波谲云诡的革命年代： 转型期向来是史学家的研究重点，而本书填补了奥斯曼研究乃至中东研究的这一重要缺口，不仅对奥斯曼帝国的革命年代做了创新、透彻的分析，还用独特的全球史视角展示了超越土耳其历史研究传统的结论。 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本书摆脱了中央/帝国本位的叙述范式，赋予了社群和显要以同样的历史重要性。作为奥斯曼帝国体制的参与者，外省显要是平等的“伙伴”，并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帝国秩序以外的改革选择。 传统史观常将新与旧、变革与反动、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并将现代化视作一种由旧到新的线性变迁，这种二元的线性描述忽视了转型期政治体制中的各种复杂冲突和参与者。然而，奥斯曼帝国不是一潭死水，被动等待“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西方活泉的注入；它是暗流涌动的大海，积蓄倾覆力量，尝试自体更新。 作者收集了大量材料，包括被英语世界所忽视的土耳其文献，还打破传统观点，提出独到见解；从研究过程到结论，无不挑战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 丰富的阅读体验： 本书围绕《同盟誓约》签订这一中心事件，以帝国、显要和社群为主要政治行动者，逻辑清晰，结构鲜明，语言简洁。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本书是面向学者的优秀材料，此外，不同于连篇累牍的土耳其通史，本书集中研究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秩序危机，这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更能吸引普通读者进入土耳其波澜壮阔的历史。

18世纪和19世纪初，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包括落入转型危机的奥斯曼帝国。为应对政治动荡、体制危机和民众叛乱，奥斯曼帝国设计了各种改革方案。帝国成了一个政治剧场，其中各种政治行动者发起了斗争、合作和竞争。本书研究了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社群的秩序”，或者说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为了解决危机而签订的《同盟誓约》则意味着奥斯曼历史中的一种激进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可能性。这些探索在不脱离全球史框架的同时，对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叙事提出了质疑，放大了过去被忽略的地方政治文化实践，为我们进入土耳其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作者 [土耳其]阿里·亚伊哲奥卢，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方向为历史与中东研究，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第一本专著《帝国的伙伴》获得2016年由美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的杰出学术选择奖。 译者 宋宁刚，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西安大学财经大学文学院，译有《怪作家》《天使时间：康托洛维茨传》等。

序言
导论
第一章帝国：秩序、危机与改革，1700—1806
第二章显要：治理、权力与财富
第三章社群：集体行动、领导与政治
第四章危机：暴乱、阴谋与革命，1806—1808
第五章解决：《同盟誓约》与信任的帝国（1808）
结语
缩略语
注释
人名对照表

     第一章 帝国：秩序、危机与改革，1700-1806如果我配得上这尘世的王座与权势，为人民服务将是一项纯然的欢愉。愿真主护佑伊斯兰教。 崩溃然后重建，世人称之为命运（devran）。 ——塞利姆三世 1789年4月7日，在叔父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年至1789年在位）驾崩之后，塞利姆三世（1761-1808）作为第二十八任奥斯曼苏丹，在伊斯坦布尔践祚。塞利姆还是个诗人和作曲家，在成为苏丹前不久，他写了一首四行诗，即开头所引的。土耳其语“devran”有着多种含义：时代、时间中的交替、星辰的周期运动、回路和革命。在奥斯曼与波斯的文学、天文学和政治学著作中，该词表示的是时间的循环本质。“塞利姆不仅将“devran”与一个循环的过程联系起来，还关联了崩溃和重建。它与“革命”这个词相呼应，后者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所形成的改变以及新秩序的构建。5塞利姆立志在一个崩溃和重建的时代完成他的使命，即为人民服务。在同一首诗中他写道：“国家的性情（tab）已紊乱，我的真主，给它治一治。” 塞利姆成为苏丹时，奥斯曼秩序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1767年至1774年间漫长的对俄战争中，奥斯曼军队屈辱落败，暴露出奥斯曼军事部门的无能。战争导致奥斯曼失去了克里米亚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有名行省。1774年两大帝国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给奥斯曼人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财政制度无法从外省得到必要的资源，以赔偿俄国或给扩大的军事单位支薪。战后，财政压力和内部动荡摇撼着巴尔干和阿拉伯诸省。1786年，战事再起，这次是俄国和奥地利。这场爆发于塞利姆登基之时的战争，只是恶化了既有的问题。尽管存在危机，塞利姆在他的诗歌中却对未来心态乐观。“Devran”不只意味着崩溃，也意味着重建，作为制定了改革计划的年轻君主，他志在服务人民，化无序为有序。其乐观主义的基调不同于如下态度，即认为秩序的衰弱是预先注定的，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7塞利姆为人民服务的志向反映了一个新的取向。在传统的帝国话语中，真主将人民托付给苏丹，命令他来统治他们。塞利姆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重新定向。他欣然希望能为人民服务。“人民”（nas）这个词的选择也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种普世感，听起来就像塞利姆志在为人类服务。 在奥斯曼帝国，塞利姆的改革计划受到很多人欢迎。作为一位有名的诗人以及莫拉维教团（Mevlevi order）的教长，加利布（1757-1799）将塞利姆的人民仆人形象予以拔擢，在塞利姆登基之后将其描画为“muceddid”——这个概念适用于那些带着神圣使命来到世间的人——“为了土地和宗教”。8中世纪以来，这个术语一直被用于形容早前的穆斯林统治者。”这一次它被用来附和“新秩序”这一被塞利姆庇护的改革运动。塞利姆所属的莫拉维苏菲教团，是一个能影响到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市的读者大众的网状组织。 P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