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舱石 面向未来的乡村建设

■ 华中乡土派学人的近期新力作 作为我国社会学重要流派——华中乡土派的一员，作者延续了流派“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的学术理念，结合自身多年田野调查的经验，紧紧围绕“三农”问题中的城乡关系、土地制度、农民工流动、社会治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 立足广袤农村土地，放眼乡土未来建设 建设乡村，需要认识乡村，只有理解农情，才能把握大局。作者拒绝闭门造车式的学术研究，坚持身体力行，步履不停地走访了我国上百个村庄，在热火朝天的田野现场汲取学术养分，并将之转化为自身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石。 ■ 观点鲜明，材料翔实厚重，重新发现复杂的中国乡村。 作者将调查中生发出的“小点子”以随笔的方式呈现，其中不乏对若干颇有市场的政策观点的挑战，以及对某些政策实践的反思。此外，本书鲜少讨论纯粹的学理，而是充分利用了大量令人信服的田野调查资料来剖析目前的“三农”问题，在贴近我国农村村民家庭微观个案的同时，又不失社会学的宏观分析视角，使得读者能够在真实可感的材料中对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获得直观的印象。

在过去，空船航行时，船民一般会用压舱石来降低船只重心，以保持稳定。而在我国的政策语境中，“三农”无疑就具有压舱石的地位。作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发展，除了继续将主要资源投向城市建设和产业升级，同时还要将乡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大后方，以应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震荡，从而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本书中，作者结合自身多年田野调查的经验，紧紧围绕“三农”问题中的城乡关系、土地制度、农民工流动、社会治理等方面展开讨论，提出一套符合国情、农情的方案，以期建设面向未来的乡村。

桂华，1985年生，河南信阳人。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家庭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在《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序言
第一部分 变动的城乡关系
城镇化之路
城乡结构转型
农民的城镇化
“剥夺型”城乡关系
内卷化的县城
农民工的返乡路
城镇化的弹性
乡村建设的定位
社会稳定的根基
第二部分 乡村振兴战略
国情农情与振兴乡村
乡村振兴的东中西差异
乡村建设的重点
减贫的中国经验
“内置金融”的功能
农村移风易俗
乡村儒学如何可为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衔接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
第三部分 农村土地制度
土地撂荒
压舱的基石
农村人地关系变化
土地“三权分置”
放活土地经营权
国有农场的经验
农村宅基地退出问题
重建村社组织
第四部分 农业的前景
谁在种地
农民种地问题
农业的困境
菜农的类型
粮价与粮农
经营体系的演变
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投资中的陷阱
后记

     城镇化之路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不仅改变了国内经济社会结构，而且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目标是让更多人分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一头连着城市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乡村振兴，需结合城乡关系来理解我国城镇化问题。 一、城乡关系转型与我国城镇化的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的速度增长。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缓慢发展到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四化同步”的发展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年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步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阶段。城镇化的阶段性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定位调整，以及不同时期的城乡关系变化。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实现工业化目标，我国建立了二元化的城乡制度体系，形成“以农带工、以乡补城”局面。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40％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业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农民开始在农业之外寻求就业。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大量的农民“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发展促进小城镇发展，乡村工业化成为这一时期农民城镇化的主要动力。2001年我国正式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我国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农民向东部沿海工业集聚地区流动，出现了大量农民工，2018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超过2．88亿人。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进程。过去20年我国高等教育升学率大幅提升，每年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就业生活，成为新兴市民。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城镇化主要靠农民工拉动。但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化，存在着数量增长快于质量提高的问题，表现在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上。2018年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3．37％，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6．21％。城镇化不仅包含人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和就业方式的改变，还包含了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保障体系纳入等方面的改变。针对前一阶段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目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标志。 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有效避免了城镇化中的贫民窟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上不断前进，高速城镇化受益于三方面因素。一是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是城镇化的动力之源。从1978年至2017年，我国GDP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经济增长增加了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城市容量增加。二是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健全。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户籍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改革，我国建立了人口自由流动制度和劳动者自由择业体系，同工同酬，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同时政府十分重视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建设。三是城乡关系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向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经历了全世界优选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却未出现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贫民窟问题，这与中国特色的“保护型”城乡关系有关。所谓“保护型”城乡关系，是指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地位的同时，通过特殊的政策设置来保护乡村、支持乡村，避免乡村被掏空，避免农民权益被剥夺。以农业为例，随着城镇化推进与农村人口转移，传统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形态的负面后果越来越突出。在此背景下，国家出台政策推动土地流转和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在工商资本参与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坚持鼓励工商资本发展产前产后环节，避免进人产中环节。这一政策思路隐含的目标是将产中种植环节留给农民，避免工商资本排斥农民。 “保护型”城乡关系还体现在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倾斜上。党的十六大确定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2006年全面消除农业税，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覆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大后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优先发展。政府工商资本下乡，以及国家在“三农”政策上做出优先安排，目的是通过政策手段消除市场的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