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病室

《第四病室》以一个病人的十八天日记，真实地再现了旧中国苦难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在第四病室里，有钱就能享受到特权，没钱就只能在病床上哀号等死。住院病人要自己另外花钱买药和生活用品，工友的冷漠无情，医生即使有再高超的医术但是没有特效药品也无法挽救病人的生命，病人的生存困境被赤裸裸地体现出来……而如此人情淡漠，环境恶劣的第四病室，却依然顾客不断。另一面，病室里，温柔善良的杨木华医生，认真负责的护士小姐等给病人的心中散播着温暖和阳光。全书以第四病室内病人谈话的内容为主，传达出作家对生命的追问及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就像作者在全书最后说的：“我们每个人‘应当变得善良，纯洁，对别人有用些’。”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曾荣获但丁文学奖等多种国际奖项。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毁灭》，《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寒夜》、《憩园》，另有短篇小说、童话、散文等。

    下午一点钟我搬到医院里来了。一个看护拿着一块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着她从登记的地方出来，顺着一条石板铺的路，穿过两道门，拐了三个湾，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看护是一个高身材的少女，腿长，脚步下得急，这条路不用说是她走惯了的。但是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天上午落过一阵雨，石板还有点滑，我又穿着胶底皮鞋，不惯走这种路，何况右手还提着一个包袱，我差一点跟不上她了。看见这个小院子我不觉宽慰地吐了一口气，我想应该是这里了。那个大房间黑漆的门楣上挂着“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里一丛芭蕉，十多株芍药。
     那个看护沿着石板路走进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后面。
     跨进那道两寸多高的门槛以后，我得到第一个印象：到处都是床和人。正对着门有一张条桌，桌上放了一堆纸件，钢笔和墨水。我跟着看护走到条桌前面，她把我介绍给坐在那里的一位穿蓝色旗袍烫发的中年女人，她称她做“汪小姐”，把手里的牌子交给她，就匆匆地转身走去了。
     汪小姐站起来，一面看牌子，一面问我：“陆先生胆囊发炎？”我答道：“是。”她又问：“陆先生自己带铺盖来吗？”我答道：“没有。”她便解释地说：“这里铺盖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净。自己带铺盖来，好一点。”我说：“我以前不晓得。”我心里倒想：“住在医院里，还怕什么不干净！”
     她不再问什么了，就指着右边角落里一张空着的床铺对我说：“床已经铺好了，第五床，请过去休息吧。”她微微一笑，便把头掉开了。
     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床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她指给我的那张病床。第五号，一块黑底白字的洋铁号牌挂在床头墙上，不会让人看错。许多对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号病床。
     床上铺着白布被单，是新近洗过的，不过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一般大的黄色药迹。这使我记起了汪小姐的话。床头靠着墙，左手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问各有一条过道，各隔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看那放的样子，显然是给我们两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隔，全空着，可以存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锈的夜壶。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解释，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我再看脚下，这是一片阴湿，污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没有天花板，屋顶相当高，两边墙上各有两堵通气的高窗，两边木壁上各有两排可以撑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纸破了，就不曾重糊，现在成了麻雀来往的航路。这病房比尤医生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过它并没有使我失望。这只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十元住院费；并且连伙食费连普通医药费都算在内，比起最下等的旅馆最坏的房间还要便宜。在这里住上两个月，它的全部费用是我负担得起的。所以我得感谢尤医生把我介绍到这个医院来。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打开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柜上，把脸帕挂在脸帕架上(柜子的一边钉得有一个脸帕架)，把别的衣物塞在柜子里面。柜子并不大，不过我带来的东西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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