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 战争中的情报

【当代头号军事史权威代表作】作者约翰·基根（John Keegan，1934—2012），是享誉全球的战争史学者，当今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大英帝国勋章（OBE）获得者，被评为“这个时代杰出又博学的战争历史学家！”。1998年任BBC瑞思讲演人（Reith Lecturer），长期在英国桑霍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执教军事史课程，并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和瓦萨尔学院客座教授，是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凭借其在军事史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Samuel Eliot Morison Prize）。1994年诺曼底登陆50周年纪念日，他受比尔·克林顿邀请参观白宫。世纪之交，英国女王授予他千禧年百名荣誉人物勋章。基根专注于战争史研究，一生著有二十多部作品。【必须遵守的5个乏味的基本步骤】获取情报→传递情报→认可情报→解读情报→应用情报，这是情报工作的五个基本步骤，也是贯穿了全书“案例框架”。本书中的每个案例，都或明或暗地在基于这个“框架”来描写。通过间谍小说家之手，大量的情报技术广为人知。其中有一些是正确的，有一些则充满了误导。但是即便像勒卡雷这样亲身经历过情报工作的小说家，也很少完整描述了有效的情报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与顺序。【时间跨度极大的案例研究合集】始于大航海时代——这个阶段的情报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及时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并使其发挥作用；终于现代时期——这个阶段的各种情报资源十分丰富，但庞大的数量又使得用于评估情报价值的人力资源捉襟见肘。

在小说或者影视剧中，情报工作往往是一场军事行动胜利与否的关键性因素，真实历史中也是这样吗？《战争情报：从拿破仑时代到基地组织时期之敌知》是当代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杰出作品之一。基根爵士以其敏锐的视角及独有的幽默感深入上述问题的核心，并从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克里特岛之战、中途岛海战、大西洋海战等战役中找出丰富的论据，生动地论证了间谍活动和情报解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战争面貌的改变，进而提出军事情报只有与武力相结合，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

1934年出生于伦敦，曾在牛津大学国王学院、温布尔登学院和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接受教育。长期执教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伦敦《每日电讯报》防务主编，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被誉为“当代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基根专注于战争史研究，一生著有二十多部作品，包括《诺曼底的六支军队：D日到巴黎解放》《战争论：战争中的情报》《二战史》《战争史》等。他因在军事史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军事史学会颁发的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还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OBE）和爵士勋衔。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了解敌人
实时情报：何事、何故、何处、何时
第二章 追击拿破仑
1798年的战略态势
纳尔逊失去法国舰队踪迹
伦敦掌握的信息
纳尔逊重获法军踪迹
来回往复
第三章 本地情报：谢南多厄河谷之战
第四章 无线电情报
科罗内尔之战
寻找“埃姆登”
福克兰群岛海战
第五章 克里特岛战役：先见之明与无能为力
恩尼格玛机
破解恩尼格玛
再度破解恩尼格玛
德军空降克里特
克里特岛战役
第六章 中途岛战役：情报的接近胜利
美国对日本密码的破解
日本的征服之路
“魔术”与中途岛战役
中途岛战役
第七章 大西洋战役：情报，只是战争的要素之一
反潜战
布莱切利公园与大西洋战役
商船队的扩大
护航船队的反击
空中反潜
情报天平
第八章 人力情报与秘密武器
德国的秘密武器
复仇武器
关于复仇武器的争论
飞行炸弹的确认
V-2接替V-1
终章 1945年之后的军事情报
结论 军事情报的价值
选用书目

     马尔伯勒公爵曾写道，“缺乏早期和优质的情报就无法顺利地开展作战。”乔治·华盛顿对此深以为然，“获取优质情报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无须就此进行过多讨论。”对此，任何有头脑的士兵、水手或飞行员都不会有异议。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军事领袖就一直在寻求获得敌人的信息，如敌人的实力、弱点、意图和部署。当亚历山大大帝在还是一个男孩时，就开始代替外出作战的父亲菲利普统治马其顿。令访客印象深刻的是，亚历山大向他们详细询问了各自国家的各种信息：人口的多寡，土地是否肥沃，道路的走向以及是否被河流横穿，城镇、港口和要塞的位置，以及有哪些重要的人物……而这些国家不久就被亚历山大所征服了。年轻的亚历山大所收集的信息，现在被称为经济、地区和战略情报，他积累的知识在他入侵地域广阔、构成复杂的波斯帝国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亚历山大之所以能取胜，不仅在于他率领了一支效忠于马其顿君主制的、由勇猛的部落战士所组成的部队，还在于他成功地瓦解了波斯帝国，击中了它的弱点并利用了它内部的分裂。 分化征服的战略，通常需要依靠对地区情报的掌握，这一战略是许多庞大帝国建立的基础。不过，并非每个帝国都是如此，比如蒙古人就喜欢进行恐吓，利用他们即将到来的流言来瓦解抵抗。如果骗术能增强他们恐怖的名声，那就更好上加好了。1258年，旭烈兀的部队突然从沙漠中冒出来，直抵巴格达城下。旭烈兀向伊斯兰的精神领袖、穆斯林帝国的统治者哈里发许诺，只要献出巴格达就可免于一死。而哈里发却在投降后被勒死了，然后蒙古大军继续前进。然而蒙古人也是一个大范围活动的部落民族，他们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知晓很多信息，在没有战争时也愿意进行贸易。贸易市场除了货物之外也是重要的信息交流中心，而且劫掠者们通常也会要求开展贸易——如匈奴人之于罗马，维京人也是如此——他们要求可以在定居点的边境设立市场。商贸通常是劫掠的前奏。虽然维多利亚时代通常是先征服再进行贸易，但在大多数时候却是恰恰相反的。 对于一个崛起的帝国来说，游牧部落只是癣疥之疾而不是心腹大患，因此他们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他们把发放和收回在边境进行贸易和设立市场的许可作为一种专门的边境控制手段。不过，他们同样会采取积极的“前进”政策。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不仅在埃及和努比亚之间的边境上修筑宽阔的堡垒地带，还组建了一支前沿部队并长期维持活动状态。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阻止努比亚人入侵尼罗河河谷，同时深入沙漠进行巡逻并报告敌人的行踪。在底比斯保存的一份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报告记载着“我们发现了32个人和3头驴子的踪迹”——这份报告虽然已有近4000年历史，但看起来却好像是在昨天书写的。 古埃及的边界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狭长的尼罗河谷四周环绕着沙漠，使防御者的负担降低到了大力度优惠程度。作为相反的例子，罗马帝国则是强敌环伺，入侵者既可能来自陆地，也可能来自海洋，需要综合使用精心构筑的工事与机动部队来进行防御。在罗马帝国武力的巅峰时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偏好积极而非消极的防御策略，他们在前沿后方的战略要地维持着强大的打击力量而不是将其部署在第一线。只有在罗马军队的实力下降，而入侵者因此相对变强时，罗马帝国的边境防御工事才会得到加强。 然而，不管是在上升时期还是在衰弱时期，罗马帝国都为收集情报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在恺撒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情报的运用起到了和罗马军团的强大战斗力同等重要的作用。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费尽心思收集了高卢的经济和地区情报，而且他对高卢人的民族缺陷，以及虚张声势、朝三暮四、不堪一击和一触即溃等表现做出了冷静而客观的评估。他积极地积累民族志知识，了解各部落的特点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运用这些知识去击败他们。除了战略情报之外，恺撒还拥有一套发达的战术情报系统，使用中短程的侦察部队在主力前进方向之前30公里左右进行侦察，在他发动会战前刺探敌人的领土和兵力部署隋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作战原则，而且这些侦察部队可以随时直接面见恺撒。 不过罗马帝国的情报系统并非是由恺撒发明的，而是来自积累了数百年的军事经验。有证据证明，在高卢战争(公元前一世纪)之前这套系统就已存在了，证据显示当时的罗马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术语来称呼不同类型的侦察部队了：前锋骑兵，在部队前方担任近距离侦察的单位；侦察兵，负责远程侦察的单位；密探，负责深入敌军领土进行侦察的单位。此外，罗马军队也会使用当地的情报员(探子)、战俘、敌方逃兵和绑架来的平民。恺撒即使不是这套系统的创始人，也有功于将其专业化，并进行了一些重要措施的制度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侦察兵获得了直接面见指挥官的权利。此外，恺撒本人也会亲自前去探查敌情，虽然有点危险，但却是必要的直接干预。在公元四世纪时，罗马帝国陷入了危机。以至于需要一位(之后有两位，甚至更多)皇帝长期待在军中。而这直接引发了一个偶然事件，导致罗马帝国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