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和他的时代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与张謇并称“北张南汤”。2020年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萧山区文旅局和政协文史委联合主办“汤寿潜和他的时代”学术研讨会，熊月之、桑兵、邹振环、闵杰、汪林茂、张皓、陶水木等国内研究汤寿潜的有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收入本书的论文，大部分为此次会议论文，对汤寿潜的学术、思想、铁路、辛亥革命、地方社会发展关系等，作出专题研究，是目前国内有关汤寿潜研究的近期新成果。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学系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从事近代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现代化理论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公共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在《社会学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多篇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主编、编著《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浙江红色历史文化课例》《探源红色根脉：衙前农民运动》等著作多部。

汤寿潜思想研究
图变求存的思想启蒙：汤震及其《危言》
汤寿潜“学战”思想与教育实践研究
汤寿潜立宪思想的发展及其社会实践
汤寿潜对越文化的传承
附会的立宪认知：汤寿潜《宪法古义》评述
汤寿潜成名与传播载体及场域元素
汤寿潜与辛亥革命
辛亥汤寿潜的革命转向
从汤寿潜到朱瑞：浙江辛亥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与都督位置之争
论浙江都督时期的汤寿潜
辛亥鼎革之际汤寿潜眼中的袁世凯
汤寿潜罢职风波中的浙江巡抚与谘议局
近代变局和政局演进与汤寿潜的政治抉择
汤寿潜的路政与人际交往
汤寿潜的宪政建设实践（1911—1917）
汤寿潜与沪杭铁路的时代意义
浙路公司的集资与经营
因站而城兴：汤寿潜与清末民初杭州城站时代的到来
汤寿潜、赵凤昌交往的日常与政治
汤寿潜与赵熙交谊考论
汤寿潜研究新史料与学术史
文书制度视角审视解读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汤寿潜两奏折
汤寿潜奏议简论
萧山宗谱中的汤寿潜佚文评析
乡人葛简青信札所见之汤寿潜
汤寿潜和张元济的真挚之交
百年汤寿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后记

     在晚清四面列强环顾的危急之际，汤震有着较为宏阔的世界眼光，他主张积极应对近代以来被动对外开放的局面，主动提出了“海禁大开，大利在中国”的观点。认为西力东侵，闭关锁国根本不可能：“为今之人，度今之势，虽尧、舜之圣智，秦政、汉武之雄略，万不克闭关而谢客矣。”②他认为“世之诟病互市者，唯恐口岸之多，谓将耗尽中国之精华，而仅留此躯壳也。蒙则谓幸赖口岸之多，中国犹为失半而得半”。指出多开放口岸对中国有以下好处：一是可以打破少数洋商的“垄断之利”，使洋货因竞争而贬值求售；二是“西商之富者，久寓中国庐舍”，财产留在中国传之子孙，不能随时搬走；三是因为“西人以商为国本，故重于开衅以保其商务”。一旦中外发生战争，口岸往往成为局外之地，相约各不相犯。③因此，他在主张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的同时，一方面主张对西方进行平等的贸易，要求放宽传统制度的束缚，另一方面主张抵制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途径上，汤氏提出以本国制造民用产品取代西洋产品，“洋货之浸灌也。风气已开，洋货不能禁，亦不必禁。人情所便，三尺亦未如之何。i不若因而利之，取洋货之制近于朴、较便民用者，自为制造，以保利权，以塞漏卮”①。汤震提出“任官不如任商，专任华商不如兼任洋商”的观点，主张对招商局进行估产，然后“招有力华商，合同洋商，代为包办，岁认交租银若干成”。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事事听商人好自为之，一切支销不裁自省。”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采取的值百抽五税率，无异于“明揖开门之盗”，必须加以抵制，“加至值百抽十”，“无论防海备边藉资挹注，而所以扼洋货而保无形之利权，尤不可以倍蓰计”。具体措施还有提高进口税，以保利权：“西人之税于民也，重于进口，以遏客货，轻于出口，以畅土货。”②他主张可以利用外力帮助自身发展，如招徕洋商，聘洋匠在中国内地设厂制造。③在工业技术尽可能采取引进海外华人人才的政策：“如华人能于各项机器制造如式，即录之各局敞中，其上者即为教习，以免另聘西人。如能脱去泰西旧式，别构奇巧，足资杀敌致果之用，或足济民生日用之需，一经官验有效，即量予不訾之富贵，如古者以业世官之例。”④这种政策的实行将吸引上百万海外华侨为国效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修建铁路既是振兴国家的一项基本建设，又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汤震在《危言·铁路》篇中提出了开辟铁路的节省之策三、变通之策三、预备之策三的具体建议。包括如他提出在修铁路购地时可以招地主附入股份、招商认造、就近调集营勇、舟车互易等，这些建议中有很多具有可操作性，这些措施也在他后来主持浙路修建过程中得以实践，效果尚好，为修路减少了不少阻力。他在《铁路》篇宗还预言“风气一开，见有微利辄一呼百应，甚至腹地繁盛，其省镇市集”赓续推广，一定会打破国人“凡事惮于创始勇于附和”⑤的陋习。 综上所述，《危言》中提出的经济上救弊之法，其实质是要以市场经济取代权力经济，汤震是想用市场经济的机制来荡涤封建官办经济的污垢，由于这一看法从根本上违反了清朝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因此这些主张不可能被接受。但不难见出，这一方向的认定是具有时代的前瞻性。 P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