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

★靠前3000万册，雷马克最知名、拥有代表性，也是公认很好的作品！《西线无战事》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效应，尤其受到当地青年的欢迎，出版仅4个月就售出50万册。被认为是一战时期被毁灭的德国青年一代的控诉书。目前已被译为58种文字出版，总印数已达3000万册。★作者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因本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部小说因对战争本质的深刻思考，让雷马克得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同时也奠定了作家雷马克在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让每一位读者铭记战争的残酷。本书的作者雷马克是一战的亲历者，他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残酷，所以他在作品中更深刻地叙述了普通人面对战争时的无力、渺小和恐惧。在时代的重压下，战争的意义就是死亡。每一位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似身临其境一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记住它带来的恐惧。★2022全新译本，用新的文本承载旧日情怀。

本书是一本反战题材的小说。通过德国少年保罗·博伊默尔的第一人称叙述展开，讲述了他从1917年初秋到1918年10月的经历。博伊默尔和几位同学在长期被灌输所谓“英雄气概”、“神圣责任”等爱国口号后报名入伍。他们在接受短期训练后开赴西线战场。理想很快在炮火和战壕里野蛮的搏杀中灰飞烟灭。们的专享动力就是活下去，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在前线的共同命运中形成的友谊。 在前线，他经历了许多这个年纪本不应面对的事情。在一场场残酷战斗中并肩作战的伙伴接连阵亡。最难以接受的是，当他得到假期回乡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习惯“正常”的生活。随着战争的继续，他发现在战场上他发现曾在新兵训练时表现得冷酷无情，折磨他们的军士，面对炮火却胆小如鼠，而野外营地关押的俄国俘虏也并没那么坏。 到了1918年夏天保罗又上了前线，敌军的力量强大了，德军伤亡惨重。到了秋天，他在前线的七个同学中，只剩下他一人。他感到孤独，没有希望。1918年10月保罗阵亡，那天整个前线都非常平静，所以军队指挥部的战报上仅仅写着这样一句话：西线无战事。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德裔美籍小说家。18岁时被征召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在战斗中负伤。战后从事过教师、编辑甚至石匠等工作。1929年1月《西线无战事》出版以后引起了德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轰动。1930年由于纳粹的攻击而离开德国定居瑞士。由于拒绝回国，1938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流亡美国。1947年加入了美国国籍。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罗伟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1999年-2000年获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在联邦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做访问学者，合作研究跨文化日耳曼学，2011年至2013年在奥地利共和国萨尔茨堡大学教授对外汉语，现任教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主要翻译作品有：《北欧的城镇聚落系统》《解读你的身体语言》。合作翻译作品有：《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白宫女主人》《寻求哲人石》等。

《西线无战事》无目录

     我们待在距离前线九公里的地方。昨天我们被换了下来，此时肚子里填满了菜豆烧牛肉，饱饱的，很惬意，每个人甚至还可以再盛满一饭盒，好留着晚上享用。另外还发了双份的香肠和面包。这些足够吃了。我们已经许久没见过这样的情形了：那个长着红番茄一样脑袋的炊事兵一个劲儿地劝我们吃，他用饭勺招呼着每一个走过来的人，并给这些人盛上满满一大勺。他很失望，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尽快地把饭锅腾空。恰登和米勒弄来了几个洗脸盆，把食物装得满满的，以备不时之需。恰登此举是因为贪吃，而米勒则是考虑到战事无常，有备无患。大家都不知道恰登把东西都吃到哪里去了。他一直都瘦得像条鲱鱼，后来也是如此。 更妙的事情是，还给我们每人发了双份的烟卷。每人十支雪茄、二十支和两块嚼烟，这可够多的了。我用我的嚼烟跟卡特辛斯基换了，这样我就有了四十支，足够我抽一天的了。 说真的，这种好事我们很难碰上。普鲁士人可不那么慷慨大方。多亏了他们一时疏忽，我们才得以有此口福。 半个月之前我们开赴前线换防。我们那一段阵地的战事相对平静一些，因此军需官保存了可供一百五十人享用的定量物资，等我们撤回时使用。但是就在最后那一天，无数的英军重炮和加农炮突然对着我们的阵地狂轰滥炸，使我们伤亡惨重，结果只有八十几个人撤了回来。 夜间我们到达宿营地后，立刻安顿下来，想好好地睡一觉。卡特辛斯基说得对：只要大家能多睡一会儿，战事就不算太糟。在前线我们几乎没有合过眼，十四天的时间真是太长了。 当我们第一批人从营棚里爬出来时，已经是中午了。半个小时后每个人都抓起饭盒，集中到了散发出油腻和诱人香味的伙房前面。排在最前头的自然是那些饥肠辘辘的人——小阿尔伯特·克洛普，他是我们当中头脑最清醒的，因此还当上了二等兵。米勒排在第五位，他总是随身带着他的课本，连做梦都惦记着考试，炮火中也不忘背诵物理定理。雷尔留着络腮胡子，非常喜欢军官俱乐部的姑娘们。他坚持认为，按照军令规定，这些姑娘都得身穿绫罗绸缎，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的军官时，还得先去洗个澡。第四个是我，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都是十九岁，都从同一间教室走上了战场。 紧跟在后面的是我们的伙伴恰登，他瘦骨嶙峋，以前是钳工，和我们同龄，是连队里饭量优选的一个。他坐下吃饭时肚皮瘪瘪的，等吃完饭站起来时肚皮涨得活像个怀了孕的臭虫。海伊·威斯特胡斯，也是十九岁，以前是挖煤工。他可以很轻松地把一个面包攥在手心里，然后问别人：“猜猜我手里是什么？”德特林，农民，总是惦记着他的宅院和老婆。最后一个是施坦尼斯劳斯·卡特辛斯基，他是我们这伙人的头儿，坚韧、精明、狡黠，四十岁的年纪，土灰色脸，长着一双蓝眼睛和吊肩膀。他的鼻子很奇特，对于危险的情况、好吃的东西和轻松的工作都有着极为敏锐的嗅觉。 我们这一伙人排成了伙房前面一字长蛇阵的前锋，而炊事兵还傻乎乎地站在那儿干等着。我们变得有些不耐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