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话语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势将推动工作方式的变革。以特斯拉为代表的公司已经在全世界非常优选的工厂推行“熄灯”生产：全自动化的生产流程接近能够在黑暗中运行，而无需人工操作。与此同时，在机器人大会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展示着一台台能够打乒乓球、做饭，甚至交谈的机器。计算机现在不仅可以开发新的围棋对局策略，据说还能谱出让人听之落泪的交响乐曲。有的计算机已经披上了白色实验服或穿上了虚拟西装，开始学习癌症的鉴别，并将很快用于法律策略的开发。在美国，人们正通过机器学习训练的方式推动实现货运卡车的无人驾驶。驮载着军用级武器的机械狗在荒无人烟的平原上穿梭驰行。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人类即将告别辛苦劳作的时代？19世纪的美国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曾在乌托邦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s）中提出了人人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伊甸敕令”（edict of Eden）；但是，随着“人类”过上神仙般的生活（至少富人们能够先行一步），这是否意味着“伊甸敕令”的撤销？
对于这一夸大其词的论调，有太多种的理由予以质疑。其中可笑的一点是，机器连个门都开不了，哎呀，连衣服也叠不成。商场里的安保机器人常常会跌进喷泉水池。电脑化的数字助理能够回答问题、翻译文件，但是如果没有人工干预，它们仍然无法很好地完成工作；自动驾驶汽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2014年，美国工人发起了“为15美元时薪而斗争”（Fight for Fifteen）的运动；就在这一期间，旧金山立起了广告牌，威胁称，如果提高大力度优惠工资的法案获得通过，就会用触摸屏取代工人。《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将这部法案称为“机器人就业法案”。然而，欧洲的很多快餐业工人已经在工作中用上了触摸屏，他们的薪酬也往往高于美国同行。那么，这些有关自动化的讨论是否夸大其词?
报纸和流行杂志里耸人听闻的自动化报道依然只是闲言碎语。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讨论已经具化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不仅要分析时下技术、预测其未来，还要探索技术变革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一套自动化话语基于四个主要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日益优选的机器已在不断地取代工人，导致了“技术性失业”的不断增长；第二个观点是提出，机器取代工人是一种确然的迹象，意味着我们已经处于高度自动化社会的边缘，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工作都会由自动机器和智能计算机来完成；第三个观点指出，尽管自动化应当将全体人类从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但是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大多数人还是需要工作才能维持生计，这意味着这个梦想或许终究只是一场梦魇；第四个观点则表示，能够阻止大规模失业灾难（如美国2020年失业潮，尽管其原因颇为不同）的专享方法是推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从而实现收入水平和工作量的脱钩。
机器来了
自诩为未来学家的群体是这一自动化话语的主要传播者。在广为阅读的《第二次机器时代》（Second Machine Age）一书中，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i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在这条曲线的转折之处，很多曾经只出现在科幻作品中的技术如今正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技术似乎能够给予我们无尽的“馈赠”，但是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也提出了警告：“没有哪部经济法律规定所有工人都一定能从这些发展中获益，甚至不说所有，只说大部分，都不一定”。现实情况恰恰相反：随着优选技术的引入和劳动力需求的下跌，劳动薪酬陷入了停滞；年收人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为资本所攫取，并没有落到劳动者手中。其结果是不平等的且不断加剧，这一问题可能会催生“资本主义的失灵模式”，出现食利者的压榨驱逐技术创新的情形，继而“放缓我们进入新机器时代的步伐”。马丁·福特（Martin Ford）在《机器人的崛起》（Rise of the Robots）一书中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我们正“趋向于一个临界点”，这一临界点势将“降低整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密集程度”。他同样指出：“最为可怕的长期场景可能是，如果全球经济体系最终能够适应这个新的现实”，将会形成“农民总体过剩”而精英却不受经济需求影响的“自动化封建主义”。‘在这些作者看来，在自动化的经济体系下，教育和再培训并不足以稳定劳动力需求；他们还认为有必要推行某些形式的非薪资收入保障金，例如负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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