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本书紧扣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基于对中国过去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预测中国至21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趋势，并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超常增长。全书透过数据解读，客观呈现出一条超常增长的经济曲线；结合学理分析，精心阐释出中国未来制度改革的方向，为读者构建未来中国的经济图景，展现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之路。

    史正富，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82年与1984年分别获复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求学，获得美国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留美期间，曾任美国劳工部国际经济研究局合同制研究员。1995年回国后，进入企业，后创办上海同华投资集团，任董事长至今。2003年，应邀担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目前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中心理事长、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现代企业的结构与管理》、《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扩展》、《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制度变迁中的理性与惯性——中国农村改革案例研究》（英文）。与人合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教材》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引言
第一章 超常规的中国经济增长
一、超常增长率
二、超低的经济波动
三、快速的消费增长与效率提升
四、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
五、中国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践
第二章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超常投资力
一、竞争性地方政府与三维市场体制
二、地方投资激励与投资水平
三、地方投资激励的长期收益
第三章 美联储与国际超常购买力
一、国际超常购买力的发生与成长
二、资产泡沫与消费赤字
三、产业外流与贸易赤字
四、财政赤字与美元过度发行
五、超常购买力的界限与危机
第四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历史阶段
一、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
二、城镇化
三、生态与环境
四、能源与资源
五、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
六、国防建设
七、积累、投资与消费
第五章 新增长阶段的超常增长
一、走向2049年的增长图景
二、寻找内生的超常购买力
三、超常购买力的投放领域
四、打造国家发展战略基金
第六章 新增长阶段的制度安排
一、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四大支柱
二、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比较优势
三、中国三维市场体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
附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4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目前的一大奇观。说它是奇观，不仅仅由于经济增速快，更为要者，中国增长道路已经突破了目前已知的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
     众所周知，现代近200年来的国家工业化，是从英国发轫并率先完成的。此后扩展至欧陆以及美、加、澳、新；在亚洲，则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本质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制度便是基于私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基于政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基于立法博弈与程序公正的法治社会，以及基于国家（地区）利益的国际竞争。这一套制度架构之下的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至今仍被广泛接受为正统的、或者说是“正常”的“现代化”模式。
     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却走出了一条与上述主流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增长速度、经济周期、政府结构功能，到收入分配与财富的社会分布等重要方面，中国经验都展现出与先发达各国不同的新特征。如果把上述先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作为“常规”的经济增长，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就是“超常规”的。
     优选发现和论述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是林毅夫教授；不仅如此，他还从中提炼与逐步发展了“新结构经济学”。①他提出一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该国具有自生能力的优势产业，故产业升级的前提是要素比较优势的变迁；而比较优势与优势产业的发现与成长必须基于市场内的企业竞争，但也非常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业甄别、产业升级的促进与引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该说，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既揭示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奉行“赶超战略”的失败教训，也论证了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发展政策的成功可能。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解中国发展经验提供了现代经济学的学术基础。
     但是，政府如何保证甄别出来的扶持产业真的是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就中国而言，就是要解读当下正在运行中的经济制度。
     对于中国当下经济制度的运行，学术界的研究不多，这是因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把它当做过渡性的临时制度安排，并认为最终是要随着改革的深人“转型”成为某种西方常规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旅美中国学者钱颖一教授与许成钢教授率先提出过中国政府的M型结构理论，即中央政府统一政治领导下的地方分权结构，促成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经济及横向市场联系的发展。②钱颖一教授后来又与斯坦福大学的巴里？温加斯特教授合作，将上述地方分权思想上升为“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强调了将中央―地方权力划分制度化的重要性。①但是，他们没有正面解析中国政府M型结构或“经济联邦制”的实际运行过程。此后，若干学者就地方分权对经济增长以及基础设施发展、城乡差距、官员晋升、财政支出方式等具体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实证研究，但也未真正涉及中国当下经济制度如何实际运行这一主题。
     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在这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根据张五常教授的理论，当下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基于地方竞争的分层合约制；由于地方为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实际上参与企业发展的引导激励、土地投入以及支持服务等具体方面，因此政府从企业取得的财政收入中就有一部分不再是“税”，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对“税”的优选化追逐意味着政府对市场运行的破坏，而对“租”的追求则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场运行水平。显然，这一理论为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解释中国当下经济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全新范式。
     本书承接张五常教授的理论贡献，将对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这一关键事实加以进一步深入考察，试图揭示它对政府行为方式、市场体系运行及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说明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制度支撑，同时也为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中政府产业甄别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微观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的超常规性可以从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两大角度分析。下文即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讨论。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两大显著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率靠前。一方面，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段已达34年，且多数经济学家预测这样的增长表现至少会延续到2030年。也就是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跨度至少将达到50年以上。这一纪录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增长纪录。另一方面，在这34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优选。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11年的3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为9．98％，人均GDP增长率达8．80％。①即使被世界银行称为“奇迹”的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也未达到中国的高度。②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