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国家 企业与政治如何重塑经济思想

埃米莉·埃里克松，耶鲁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美国社会学会经济社会学分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网络、经济发展、比较历史社会学等。著有《垄断与自由贸易之间: 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757）》《贸易与国家：企业与政治如何重塑经济思想》。《垄断与自由贸易之间》曾获2016年美国社会学会詹姆斯·科尔曼杰出图书奖、2015年社会科学历史学会阿兰·沙林纪念奖等多种奖项。

中文版序言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公平交易重要性的下降
第二章 辩论的转变
第三章 主要参与者、机构和关系
第四章 作者及其网络
第五章 代表性、公司和出版
第六章 为何不是荷兰？
结论
参考文献

     经济学是一个新领域。在中世纪，尽管有大学，但大学里并没有经济学系。的确，没有证据显示，“经济”作为一个独特的、自我规范的体系此前曾经存在过。在欧洲，那些把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经济事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当时是从犹太基督教道德框架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他们对高利贷者口诛笔伐，并基于公平交易和公正价格的原则来阐述他们的理由。他们对贪婪和腐败满怀忧虑。他们担心那些有钱有势者会占穷人的便宜。在所有这些担忧的背后隐藏着有关救赎的道德义务。金钱被视为“必要之恶”，中世纪学者们最热衷的事情是设计各种方法来金钱对人性的腐蚀。 在17世纪，人们开始以不同方式来对经济事务进行构建和概念化。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诸如平等、正义、救赎之类曾推动那个时代的学术活动的陈旧主题让位给了以国家繁荣昌盛为基础的新式道德框架。经济增长取代了公平交易，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本书描述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文献发生的变化，并试图解释这种变化为何发生。 那是个喧闹动荡的世纪。行为体和制度规则在本书所涉及的两个世纪当中以多种方式演变转型。在英格兰，内战和革命接连发生。代议制治理形式开始兴起；新的宗教开始扎根并蓬勃发展；殖民地探寻开始启动；对帝国的追求已经初露迹象；官僚系统和行政体制开始出现；国家权力开始集中；市民领域开始扩大，并吸纳了新的政治参与者和参与模式。 所有这些变化都为经济学新文献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但是主要参与者是商人和国家精英。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家、创业者、制造商，以及商业活跃阶层中的其他人也加入了争论，但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主导声音。英格兰的商人阶层是有内部分歧的。有政治关系的伦敦商人和遍布在乡村的外埠商人彼此间泾渭分明。同业公会间长期不和，专注于商贸的老派商人与热衷于殖民地的新派商人之间的分歧在文献当中有详尽记录。一个新的不和谐因素是英格兰政府开始采用商业特许（cor—erc瑚charters）的做法。特许经营权由国家批准。在17世纪上半叶，特许状由王室颁布；内战结束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由奥利弗·克伦威尔颁布；此后王室和议会都可以批准。特许经营权开始被用来创建在不同贸易领域拥有专属权的公司。这些特许公司的兴起充满争议。公司与非公司间的分歧同商业界其他领域的论争密切相关，在商人们关于新旧话题的辩论中成为重要的刺激因素。 要对特许状提出异议，就必须向政治行为主体发出呼吁。国家颁发特许状是为了拉拢商人，引导他们采取有利于国家的行动和做法。通过发表他们关于特许状对贸易影响的意见时，商人们关注国家行为体，试图通过他们来影响政策。尽管特许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争议点，国家的其他部门和成员也卷入进来，参与对商人和其他商业精英利益攸关的商贸政策的制定过程。商人们把他们写的传单和小册子寄给皇室、枢密院（Prjvycouncil）、各种贸易理事会或委员会，以及议会。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