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本书集中了作者本人和西方以及中国靠前对中国经济的很新研究成果，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持，全面描述和评价了中国经济。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中国经济问题教授，中国靠前事务中心主任。另著有《计划外增长：中国经济改革（1978―1993）》。

中文版序
中文版前言
致谢
导论
从转型到发展
漫漫改革之路
二元转型
中国经济的增长业绩
成为“正常”的国家
走向未来的中国
如何使用本书
篇 历史遗产与资源禀赋
章 地理概况
1.1 地形
1.2 气候与水资源
1.3 行政区划
1.4 矿产资源
1.5 结论：地区差异
第2章 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
2.1 传统中国经济（1127―1911年）
2.2 工业化的开端（1912―1937年）
2.3 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1937―1949年）
2.4 1949年前的经济遗产
第3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大力推进工业化与政策的不稳定性
3.1 大推进发展战略
3.2 中国的指令性经济体制
3.3 政策的不稳定性
3.4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遗产
第4章 市场转型：战略与过程
4.1 中国的转型之路
4.2 改革的发端：农村的最初突破
4.3 经济改革的两阶段框架
4.4 1978―1992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内容
4.5 1989年政治风波
4.6 改革的第二阶段：1993年至今
4.7 当前的挑战
第5章 城乡差距
5.1 城乡差距的二元体制
5.2 城市化
5.3 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
5.4 城乡差距的经济后果
5.5 结论
第2篇 增长与发展模式
第6章 增长与结构变化
6.1 增长
6.2 投资
6.3 结构变化：共同的模式
6.4 中国劳动力的结构变化
6.5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变化
6.6 结构变化与全球化
6.7 结论
第7章 人口增长与独生子女政策
7.1 人口转型
7.2 中国的人口转型
7.3 政府政策的作用
7.4 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
7.5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7.6 结论
第8章 劳动力和人力资本
8.1 中国劳动制度的变迁
8.2 当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功能
8.3 社会保障
8.4 结论
第9章 生活水平：收入、不平等和贫困
9.1 收入增长
9.2 贫困
9.3 不平等
9.4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9.5 再论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购买力平价
9.6 结论
第3篇 农村经济
0章 农村组织
10.1 中国的村庄
10.2 农业集体所有制
10.3 第二次农村革命：1979―1984年的农村改革
10.4 农村土地市场的出现
1章 农业：产出、投入和技术
11.1 1949年后的农业概况
11.2 农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发明
11.3 绿色革命
11.4 农用动力
11.5 产出和产量：集约化的挑战
11.6 多样化和未来的挑战
11.7 转基因生物
11.8 全球化
2章 农村产业化：乡镇企业
12.1 乡镇企业的缘起
12.2 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12.3 乡镇企业快速增长的原因
12.4 乡镇企业发展的多种地区模式
12.5 乡镇企业在新世纪的转型
12.6 21世纪农村产业新形式的出现
第4篇 城市经济
3章 工业：所有权与治理结构
13.1 所有制改革：多样化的产业基础
13.2 工业融资
13.3 国有部门企业治理制度转型
13.4 私有化与混合所有制
13.5 结论
4章 结构变化：工业、能源和基础建设
14.1 制造业的增长和结构变化
14.2 能源
14.3 电信
14.4 基础建设投资的普遍特征
14.5 结论
5章 技术政策与知识经济
15.1 追求关键技术：研发成果
15.2 人力资本的资源基础
15.3 研发投入的成果
15.4 21世纪政府技术政策的重新定义
15.5 全球生产网络的高度一体化
15.6 结论
第5篇 中国与世界经济
6章 国际贸易
16.1 背景
16.2 外贸改革的进程
16.3 二元贸易体系：出口加工体系
16.4 迈向开放型经济
16.5 成果：快速增长与结构变化
16.6 中国外贸的地区结构
16.7 结论
7章 外商投资
17.1 中国经济中的外商直接投资
17.2 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逐步开放的投资体制
17.3 当前的投资体制
17.4 中国的外资来源
17.5 中华经济圈
17.6 直接投资的情况
17.7 结论
第6篇 宏观经济与金融
8章 宏观经济趋势与宏观经济周期
18.1 国民储蓄的趋势
18.2 财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
18.3 现行财政体制
18.4 财政赤字和财政政策
18.5 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周期
18.6 货币政策
18.7 结论
9章 金融体制
19.1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时期的金融体制
19.2 银行体系
19.3 中国银行体系的弱点
19.4 股票市场：学习中成长
19.5 债券市场
19.6 其他金融市场
19.7 结论
第7篇 结论：中国的未来
第20章 环境质量与可持续增长
20.1 污染
20.2 可持续性
20.3 结论
索引

    二元转型
     今天，随着中国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越来越趋同。从某些方面来讲，这种相互趋于一致的趋势使中国越来越容易让人理解。正如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渐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趋同一样，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正在发生变化，也正在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趋同。在过去不长的时间内，中国面对的很棘手的挑战是从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今天，在很初的市场转型中遇到的困难都已经克服。在当今中国，市场已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制。这样的结果是，转型的挑战渐渐被发展的挑战所取代：必须投资于人力技能和物质基础设施，必须创建有效的制度，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些新的挑战现在依然严峻，因为相比于之前的转型挑战，这些挑战更难把握。事实上，中国的成功将取决于它创建稳定而有效的制度的能力，取决于处理社会压力、升级人力技术素质的能力。
     今天，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尤其明显。事实上，在中国当代历史中，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一直是一个恒定不变的主题。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采取社会主义体制，部分原因是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成为富强国家的捷径。“”和“”的灾难使人们对作为发展战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越来越失望，也使人们越来越相信，市场或许是一种较好的发展途径。因此，为加速经济发展，中国开始实施向市场的转型。从此，经济欠发达和转型的双重挑战交织在转型过程的所有阶段。1978―1979年，中国开始市场转型过程，当时很大的挑战就是能否获得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如粮食和石油，以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础设施。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确信中国能够加速经济发展，原因很简单，人们并不清楚有没有足够的粮食来维持人民的生存，有没有足够的电力供工厂运行，有没有可以到世界市场进行交换的充足的产品。所有这些基本的供给不确定性今天都不再存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从早期的危机中走了出来，并持续增加着增长的势头。在所有转型经济体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独此一家维持――事实上加速了――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不仅改变了经济的物质基础，，也改变了我们评价经济的标准。30年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贫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身处社会主义，贫穷也可以“与我们同在”。今天，虽然中国仍然存在靠前贫困的1亿人口，但人们不再将其视为必然现象，也不再愿意接受贫穷这一事实。此外，转型在使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许多风险。现在，中国的城镇正在努力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已经形成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中国的乡村人口在被拴在家乡的土地上时，就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经济成长或医疗保险，现在，当他们为寻找机会而四处迁徙之时，他们身处的经济环境更不稳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使人们逐渐看到了社会日渐增长的不公。事实上，比之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的问题，这些问题更难解决，但至少在原则上，增长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使解决贫穷和匮乏问题成为可能。
     中国经济的增长业绩
     过去25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很好突出。但是，中国为什么会有这种经济表现？为什么偏偏在今天才有这种经济表现？一般的研究都无法从不同方面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寻找原因。但将中国经济增长放人一个大的框架中，减少它的神秘性，增加它的可理解性，还是做得到的。实际上，中国经济今天的急剧增长是三种独特的历史因素――结构的、过渡性的和传统的因素――造成的结果。
     首先，中国呈现出与急剧增长相符的一系列结构性特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特征与经济投入的急剧增长相一致。中国每年都会拿出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投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则用于属于公共资产的重要的物质基础设施。中国的人口已处在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劳动力增长格外迅速的阶段。劳动力的急速增加，部分是因为“人口红利”，即出生率的降低导致赡养率的下降。随着城乡转型达到高点，城市可以大量吸纳从农村经济流出的劳动力，因此当代劳动力的增长步伐也在加快。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卫生和技能的广阔基础，也成就了今天对更不错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因此，中国正处于一个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都急剧增长的时代。
     其次，中国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中获取经济利益。有很多文献讨论了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然，也有许多不同意见，对转型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大爆炸”和“渐进主义”孰优孰劣的讨论也持续了多年。但是，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同意从中国的这段经历中可以汲取两点教训：，市场才是组织经济交易的较好途径。事实上，在中国转型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加速增长都与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相关。不久之前，中国又在为在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准备，这一轮开放市场的措施加速了（从2002年至少持续到2005年）的经济增长。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验显示，市场作用才是一国发展的核心所在。第二，中国的经验不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因为市场机制是一个较好的机制，所以应该尽可能在许多领域尽快实施全盘市场化。相反，中国的经验表明，人员和机构的稳定扩充，激励与财产权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以及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协调，与市场的稳定扩张同样重要。在某一特定阶段，市场制度的发展可能并不比其他类型的制度和能力的发展更加重要。
     成功的转型在使中国获取过去社会主义的福利（比如，相对基础广泛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同时，也避免了许多转型经济体国家那种将这种福利一扫而光所带来的萧条。这些转型因素与结构因素相互发生作用：投资率高是因为靠前储蓄率高，靠前储蓄率高是因为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进行，中国居民和企业已经体验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再次，中国也在从其传统经济关系的复兴中获取利益。与中国深厚的传统农业经济一起成长起来的高度商业化和企业化的社会，在中国很多地方都重新开始出现。这种重现让中国有能力利用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关的许多特点，比如长期的国家经营的历史，宝贵的习俗和信用的沿革以及对商业程序的熟悉。古老而深远的亚洲文明――中国和印度――正在重新获取拥有了几个世纪的优选经济地位（参见：Bockstette，Chanda and Putterman，2002）。中国经济的崛起也得益于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地区和东南亚国家重新建立传统商业联系。这些联系有助于使中国向优选经济的开放更为容易。换句话说，优选化促使资源贫乏和劳动力充裕的中国和印度这类经济体，可以充分利用自己长期拥有的优势。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可以用远远低于靠前成本的价格从优选获取，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也为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提供了机会。总是在理论上可行的优选技术，现在也受到中国人和印度人的追捧。当代经济发展已经使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商业和制度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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