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当下, 京津冀三地通过高层会商的形式就区域环境合作问题达成了共识, 并签署了若干合作框架协议。这种会商模式未对现行的立法体制作出改变, 也未使现行的组织机构形态在制度层面发生变化, 京津冀三地之间通过自主协商、会商机制就可达成, 无须外部和国家层面的介入, 因此, 在协同发展初期实施起来相对简便, 也更易实现。但这种会商制度的弊端也极为明显──缺乏明确而有力的法律供给, 致使三地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刚性匮乏, 弱化了政府在合作治理中的责任观念, 地方保护主义难以破除, 利益协调机制难以推进。 此外, 无论是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政治地位来看, 京津冀的情况各有不同。北京作为首都, 在权力资源、政策优势、公共服务、环境资源的调配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三地功能定位以及经济发展的差异造就了三地环境治理政策、标准、能力、污染源等方面的不同。同时, 由于经济指标容易量化且可以短期可视, 而环境治理难以直接计算在政绩考核中且过程漫长, 加之不同行政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这种评价、考核机制势必影响政府在污染产业转移、利益补偿机制制定、节能减排义务承担等方面合作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