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改革历史(上)

本丛书的出版，不仅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全书通过口语化的形式，以亲历者的身份忆述重大改革事件，真实记录改革历史，客观反映改革历程，不仅可以帮助总结和研究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而且可以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加全面、生动的了解。

《口述改革历史》丛书以口述史的形式，选取了90多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改革决策者、知名改革专家和基层实践者的访谈，围绕70多个改革事件，较为客观地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珍贵的改革历史。全书分为上、中、下3册，共9个部分，分别为思想解放、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企业改革、城市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民主法治建设等。以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宣传改革开放辉煌成就。 本书是《口述改革历史》的上册，通过在思想解放、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三个领域还原改革开放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争论和思想交锋事件，反映农村改革的突破细节，展现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的重大转折与改变，同时配合以丰富的历史图片，是一本融思想性、历史性、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的改革开放史读物。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广东、海南等地方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多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部，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积极影响。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第 一 篇 1. 亲历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刘道玉 温元凯 2. 迎来“科学的春天”：亲历全国科学大会 吴明瑜 3. 忆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专享标准》发表的过程 胡福明 4.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5. 参加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见闻 江春泽 第 二 篇 6. 四川“包产到户”的实践探索 常光南 邓天元 7. 小岗村摁下红手印 严宏昌 严金昌 8. 亲历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实践探索 王郁昭 汪言海 9. 家庭经营为基础不可动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杜润生 王郁昭 段应碧 10. 中央连续发布5个涉农“一号文件” 杜润生 段应碧 陈锡文 11. 从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到粮食经营市场化改革 白美清 12. 取消农业税 陈锡文 郭书田 13.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故事 吴协恩 第 三 篇 14. “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始末 周瑞金 15. 亲历1992年视察南方 李 灏 吴松营 梁广大 16. 经济学界关于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的讨论 周叔莲 张卓元 17. 成立国家体改委 贺光辉 洪虎 彭森 18. “上山、山上、下山”：莫干山会议忆述 常修泽 19. 巴山轮会议前前后后 赵人伟 洪虎 20.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如何产生的 高尚全 谢明干 2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陈锦华 王梦奎 张卓元 22. 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尚全 郑新立 23.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郑新立 林兆木 迟福林

    1.亲历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
     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这标志着由于“”而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恢复了大学的教学秩序，也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口述者：刘道玉(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
     温元凯(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助教)
     借调教育部 、
     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当时拨乱反正的任务有多么艰巨。教育是“”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当时我是武汉大学的教师，同时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刻地感受到基层广大教师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术研究工作的迫切心情。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借调到教育部，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
     1977年4月15日，我到教育部报到。由于当时我觉得是临时借调，待不了多久，于是就在教育部办公大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住了下来。它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室内放置了一张木板床、一副卧具、一张木制的办公桌、两个开水瓶和一个洗脸架。我没料到，一个月以后，中央组织部正式任命我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虽然我极不情愿当京官，但身不由己呀，于是我这一住就住了两年，当了两年的“临时工”。
     当时高教一司、高教二司、高教三司、科技司、研究生司、教材办公司6个司局单位都由我领导，我负责的范围相当于教育部的“半壁河山”。那时候教育部党组11个成员中，只有我是从大学去的，也只有我熟悉高等教育的情况。
     会议背景和筹备工作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尽管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但遵循的还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时各省市和大学还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提出的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也没有被推翻，这“两个估计”把我们这些在学校的知识分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都是“臭老九”，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当时就处于这种情况。
     那时，同志在“”当中是被打倒的对象，直到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复出后，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决心从科学和教育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四个现代化”，让国家赶上世界优选水平。拨乱反正从哪里人手呢？他打算召开一个会议，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后来在会上他也说了：“请你们参加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好更快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优选水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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