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 创伤后成长心理学

疾病、离婚、失恋、暴力伤害、交通事故、自然灾害，人们总把这类经历看作困扰一生的伤疤，因而成为创伤后压力的俘虏，痛苦不堪。心理学家史蒂芬·约瑟夫基于先贤、神经生物学家和积极心理学家的智慧，结合大量丰富的心理咨询案例，经过数十年研究，对“创伤即诅咒”提出反驳：对于很多人来说，压力或创伤经历也可以成为“积极转变的催化剂和发动机”。《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创伤后成长心理学》讲述了许许多多背负巨大痛苦但仍然坚强的普通人的故事，指出创伤后成长的五个阶段和三大关键。作者采用科学有效的THRIVE心理复原模型，细致讲解人们如何通过六个步骤在创伤后实现自我成长，过上更幸福、更有意义的生活。本书献给所有不愿被伤痛击垮的人，在创伤到来的时候，做出漂亮的应对。

史蒂芬·约瑟夫，英国诺丁汉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治疗与咨询研究小组负责人。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对于创伤事件的反应，创伤后压力与成长，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积极心理学等。英国心理学会注册高级心理治疗师，英国健康和职业关怀委员会注册健康咨询心理学家。在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专注于研究灾难幸存者，以及他们如何重新适应社会的课题。定期为《赫芬顿邮报》《今日心理学》撰写专栏文章。

中文版序
前言 每个人都能成为超级英雄
第一部分 直面创伤
01 从苦难中寻找意义：创伤的积极面
幸存者的积极改变
悲剧乐观主义
关注创伤的积极面
02 苦痛之殇：创伤的消极面
创伤的成因
炮弹休克
从创伤到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界线
03 负荷过重的大脑：创伤的生理机制
大脑的侵入性反应
大脑的恐惧警报系统
条件反射与削弱疗法
第二部分 重建内心世界
04 越受创，越强大：创伤后的积极转变
创伤后成长的三大变化
压力促发积极改变
创伤后成长的连锁反应
05 重新绘制心灵地图：碎花瓶理论
抚平心理创伤的5个阶段
创伤摧毁假设世界
重建假设世界
碎花瓶理论
认知同化
06 真正的治愈来自自己的给予：创伤后成长之路
回避性应对策略
趋近性应对策略
创伤后成长皆在自身
第三部分 疗愈
07 挺住，意味着一切：抚平创伤的心理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
创伤后心理幸福感变化问卷
15分钟情感日记：表达性写作
08 新生：心理复原的THRIVE模型
与创伤后心理压力有关的常见问题
创伤后成长的三大关键
自助指南：THRIVE模型
结语：那些受过的伤让我们勇往直前
致谢
译者后记

    1987年3月6日，星期五。一艘名为“自由进取先锋号”的大型客轮驶离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前往英格兰。船上有近500名乘客、80名船员，还载有1100吨货物。轮船离港未久，乘客们或是闲坐发呆，或在餐厅酒吧准备饱餐一顿、浅酌一杯。
     没人意识到，海水已悄无声息地没过了船舱里停放的汽车的底盘。一扇艉门没有关好，乘客和船员浑然不知，直到客轮突然开始倾斜。灾难突如其来，毫无征兆――短短45秒，客轮接近倾覆。
     此时再发出警报已无济于事。翻转的客轮把家具、汽车、货物和乘客甩往港口方向。人群冲撞，从爆裂的舷窗落入冰冷的海水。海水汹涌而入，供电中断，黑暗中回荡着痛苦和恐惧的尖叫。海水中漂浮着死尸，幸存者也只能绝望地等待死亡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在一瞬间失去了挚爱，目睹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恐怖景象。共有193人丧生。
     这是20世纪最可怕的海难之一。现在，我们很难接近了解“先锋号”灾难的幸存者经历了什么。不妨想象一下：你所在的房间突然之间开始倾斜，然后接近倒转……天花板变成地面，灯光全灭，波涛汹涌……
     海难后数月，律师代表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联系了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心理学学院，寻求专业援助。当时门诊事务的负责人是威廉？尤尔(William Yule)教授，他快速动员各方人手，为幸存者提供心理支援，并建立了一个研究项目。我有幸参与其中。在接下来的三年，我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博士研究――深入了解幸存者和他们的心理障碍，帮助他们从创伤中康复。
     海难发生后不久，很多幸存者应邀参与了一系列心理学测试，以对他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进行评估。分析发现，他们的心理压力水平非常高，符合灾难后第一个月内出现的症状。其他症状还包括：反复且不可抑制地回想起过去发生之事，难以入睡甚或失眠，无法集中精力，时常精神紧绷……这些都是患者常见的症状。
     可以想见，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面临巨大的困难。很多“先锋号”海难幸存者在第一次调查中说，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备受影响，很多人尽―切努力试图恢复常态。那么，究竟何种心理变化会给人带来最糟糕的影响?我们发现，那些归罪于自己的人，最有可能受到心理压力的困扰。
     听幸存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曾经努力挣扎，试图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灾难对于经历者的长期影响究竟如何，我们还知之甚少。
     三年后，我们对幸存者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后续调查。这一次，我们询问了与三年前一样的问题――关于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结果发现，幸存者的平均心理压力水平虽然比之前有所降低，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很多人还在困境中奋力挣扎。这种困境究竟是由怎样的心理变化导致的?我们向幸存者询问了一些敏感问题，以了解他们在灾难发生之时和之后的经历。
     我们对收集到的反馈加以分析，研究幸存者对自己灾难经历的描述和现时感受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心理压力优选的，往往是那些坦言自己在灾难发生时深感无助的人，是那些预先想好最坏情况的人，是那些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人，是那些被恐惧击溃的人。我们也询问了他们在灾难结束之后的心理复原过程，发现心理压力优选的，是那些情绪最为内敛、缺乏社会支持或在这三年中遭逢其他重大人生事件(比如重病、丧亲或失业)的人。此后，许多研究者也发布了类似的结果。我们现在已经普遍认可这样一个结论：心理康复之途上有两道主要障碍，一是缺乏社会支持，二是创伤后经历其他生命转折。
     但是人并非生活的被动接受者，过去的所思所感，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康复过程。比如说，康复之路上的障碍，可能还有内疚和罪恶感。我们发现，超过半数的幸存者，都因众人死去、自己独活，而深怀罪恶感；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因自己在灾难发生时袖手不为，而心怀愧疚；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因自己当时采取的求生手段而内疚不已。表达了这类感受的人，似乎也在和严重的心理障碍做抗争。
     了解创伤后心理如何康复，可谓至关重要。某些举措可能会让人在短期内感觉变好，但会带来长期的困扰。比如，很多幸存者会求助于酒精和药物：73％的人更频繁地饮酒，44％的人更频繁地吸烟，44％的人服用安眠类药物，28％的人服用抗抑郁药物，还有21％的人使用镇静剂。我们还发现，服用处方或非处方类药物的幸存者，要比不服用任何药物的幸存者心理状况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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