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

横跨百年，从普鲁士到德国，一战前到二战后，德国的战役思想从发端到成熟，从被质疑到复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变化？“运动战”、任务式指挥，以及二战时飞机与坦克协同的“闪电战”，德国的军事思想留下了许多光辉的瞬间。然而，自老毛奇的双线战役思想始，再到众所周知的“施利芬计划”，德国的战役思想，究竟是名副其实的神话，还是被神化了的现实？一脉相承的德国战役思想，为什么会被美苏以及更多的国家争相研究？

因地处欧洲中心，群狼环伺，普鲁士未雨绸缪，为抵御外侵，开始研究一套战役计划，试图囊括战争爆发时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多世纪以来，多位军事领导者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其越发成熟。因此，尽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落败，但其孕育出的军事思想，依然缔造了无数神话。 将军事置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环境下，会得到怎样的结论？时间、空间、力量等因素常量，又会怎样指引德国的军事思想？格哈德·格罗斯直言不讳，从一个客观角度，深刻剖析了德国的战役思想的演变，以及多位军事高层的得失。

德国联邦国防部军事历史和社会科学*心（ZMSBw）：联邦国防部的所属研究机构之一，专为德国进行军事历史基础研究以及军事社会学和安*政策研究。它于2013年由军事历史研究办公室（MGFA）和德国陆军社会科学研究*心合并而成，是联邦国防部在商业领域的*央科学机构。发行两本杂志：《军事史·历史教育杂志》主要针对军队内部；《军事历史杂志》目前为德国仅有的军事历史科学期刊。德国联邦国防军格哈德·格罗斯上校：在德国波茨坦联邦国防军军事历史和社会科学*心任德国军事史系主任，专门研究1945年以前的德国军事史。著有大量书籍，与人合著的《施利芬计划：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的国际观点》曾获军事目前的普利策奖——亚瑟·古德兹特（Arthur Goodzeit）图书奖。编、译者简介英文版编者：美国少将大卫·T. 扎贝基，《1918年德国攻势：战役层面的案例研究》一书作者，获奖作品——《战争中的德国：400年的军事历史》四卷百科全书的主编，英国伯明翰大学战争研究项目荣誉*级研究员。

英文版序
德文版序
中译本序
引言
第一章 定义：战术—战役—战略
第二章 因素与常量：空间、时间以及军事力量
第三章 发端：筹划、机动性，以及应变系统
第四章 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场两线战争
第五章 苦涩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 新瓶装旧酒：现实与空想之间的魏玛国防军、国防军时期战役思想
第七章 失去的胜利—战役思想的局限
第八章 原子时代的战役思想
结论
后记

     因素与常量 空间、时间以及军事力量 德国历史中的伟大常数便是其处于欧洲中心的位置。德国的命运便是它的地理位置。 ——哈根·舒尔茨 一如当代文献所暗示的那样，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奔赴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时，行囊中不仅装着元帅权杖，还带着克劳塞维奇的著作——《战争论》。毫无疑问，老毛奇、施利芬、贝克、古德里安和曼施泰因等将领的战役思想都受到古典和当代军事理论家的研究影响。然而，分析表明，军事理论著作对大多数总参谋部军官的影响，一直以来都被夸大了。与之相反，空间、时间以及军事力量等因素，则在德国军队的战役思想和战术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些因素组成了任何一次战役的基础，因此，它们处于战役思想的核心位置。反过来说，这种思想也受到了不断扩张的对经济和社会参数的理解的影响。尽管空间、时间和军事力量的因素互相关联、彼此影响，但时间和空间的互联依然尤为突出，因为它们建立了战斗的框架。军事力量的投入，必须以时间和空间为本，它包括了军事装备、战斗载具、武器、士兵和近期新的情报及通信系统。在战役思想的过程中，基于敌人行动的自由度，而非自身的自由意愿，能够更容易地计算出这两个参数。时间和空间 作为第一原则，空间自有其形状(Gestalt)，并有时间(Zeit)依附。每一个地理区域都由它的形状和穿越其间所耗费的时间来定义。因此，军事地理的条件构建了规划和开展战役的决定性因素。现如今，地理的人文概念由宗教和意识形态因素定义，它将空间视作构成人类栖息地的区域的一种投射；。相比之下，直到几十年前，大多数总参谋部军官对地理空间的审视还大体停留在自然和科学层面。在战役层面上对空间的评估，以及在战术层面上对地形的评估，一直是对局势作出军事预测的第一步。山脉、平原和海洋等地形因素，以及基础设施和天气情况，都对战争的进行有着显著影响，是军事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基础。在对形势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敌人的武装态势是一个变量，可以临时通过国家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来施以还击；另一方面，可用来发动战争的空间的物理形状，则是只能通过修建防御工事等加强地形因素的手段来改变的常数了。德国军队的领导层在决策和作战过程中对空间的物理条件的重视程度，从德国总参谋部调查处(Vermessungsabteilung)直接向总参谋长报告这一点上可见一斑。通过他们的总参谋部地图(Generalstabskarten)，该处室的人员。为总参谋部的战役一战略规划创造了可行的前提条件，并且这些规划是基于德国位于欧洲中心位置的地理现实而制订的。 然而，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形势，并不接近取决于其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特性。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同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区域的特性并非静态且一成不变的，因为人们会通过结构性的活动以及他们的认知，对一个区域做出改变——后一种变化取决于政治局势。位于中心地带的空间所具备的文化交流机遇和通行上的优势可以被视作积极因素，但同样也可以被视作对这类中心位置区域产生军事威胁的消极因素。多年来，总参谋部的军事地理分析，所基于的是一种独特的地理概念，以及在两线或多线战争形式中的危机感。 从中心地理位置中，总参谋部看到的，向来是其潜在风险和威胁，而非它所蕴含的机遇。所以，我们必须在此考虑这个问题：这一专门的军事地理分析，是否是基于最坏情况考量的产物。归根结底，两线作战的爆发不是地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建立能阻止这种情况的总体条件，是政治的职责。因此，两线作战不是由自然环境带来的，相反，它有时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且可能受到其影响。尽管如此，许多总参谋部官员——军队中的战役思维小组——依然用宿命论来看待整个问题。当总参谋部军官将内线的优势作为他们战争战略理念的基础以及战争战役理念的重要元素时，他们就会如此作为。 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德国的中央位置便被视为对军事地理分析的一大威胁。德意志帝国是欧洲五大势力中专享直接与三个潜在敌人接壤的国家：东边的俄国、东南方的奥匈帝国和西方的法国。它未直接与英国接壤，但后者有能力通过海军禁运，切断德国的国际贸易。因此，许多德国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将德国的地理情况和七年战争期间甚至是三十年战争期间的普鲁士相比。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1888年与德国的非洲旅行家尤金·沃尔夫(Eugen Wolf)对话时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你制作的非洲地图很漂亮，但我的非洲地图位于欧洲。法俄两国，分列于此，而我们则被夹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 根据对这种情况的分析，俾斯麦和他的继承者们通过组建联盟的方式，力图避免双线乃至多线作战的情况。虽然1879年与奥匈帝国建立的双边同盟消除了多线作战的风险，高悬于德国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俄国与法国，还是让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精英们看到了两线作战将会给地处中心的德国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这种地理位置加强了在帝国政治和军事精英中普遍